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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反理学时期(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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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又很明白地排斥理学:

明末陆、王学派风行天下。

……士大夫不知古又不知今,……有起事来,如痴子一般,毫无办法。

陕西的两个流贼,居然做了满洲人的前驱。

单是张献忠在四川杀死的人,比这一次欧战死的人已经多了一倍以上。

……这种精神文明有什么价值?配不配拿来做招牌攻击科学?

这些议论都可见当日所谓“科学与玄学”

的争论其实只是理字与反理学的争论的再起。

丁先生是科学家,走的是那条纯理智的格物致知的路。

张先生推崇“内心生活”

,走的仍是那半宗教半玄学的理学的路。

张君劢先生的《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洋洋几万字,然其结论仍然是明白地指斥物质文明与主张“新宋学”

的复活。

在这里我们更可以明了这一次论战的历史的意义了。

当时参加这次笔战的人都不曾见到这一点历史的意义,——我在那年十一月底做《科学与人生观》论集的序时,也不曾明瞭这一点。

当时只有吴稚晖先生看得最清楚。

他那年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他标出的题目便是一针见血,叫人猛省。

他在那篇文里说:

最近张、丁科学之争,虽大家引出了许多学理,沾溉我们浅学不少,然主旨所在,大家抛却,惟斗些学问的法宝,纵然工力悉敌,不免混闹一阵。

实在的主旨,张先生是说科学是成就了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促起了空前大战,是祸世殃民的东西。

他的人生观是用不着物质文明的。

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粱杆子的土房,拉拉洋车,让多数青年懂些宋明理学,也就够了。

于是丁先生发了气,要矫正他这种人生观,却气极了谩骂了玄学鬼一场,官司就打到别处去了。

后来他终究对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简单说了出来,他说:“林先生若承认欧战不一定是科学促成,我的目的达了。”

(大意如此)

吴先生曾从中国旧思想里打过滚出来,经过了多少次的思想变迁与多年的亲身阅历,他深切感觉中国思想有彻底改造的必要。

他又深切感觉中国思想的根本改造绝不是洋八股式的理学所能收效的,也不是所谓“整理国故”

的工作所能收效的。

宋明的理学固然应该反对,清朝的汉学、朴学也济得甚事?吴先生在二十年前便同陈颂平先生相约不看中国书。

他现在索性对我们说:

这“国故”

的臭东西,……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不可)。

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这些话自然叫我们大家听了摇头皱眉,但这种地方正是吴先生过人之处。

他只是“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我们若肯平心细想,定可以承认他这个主张是思想改造的彻底方法,唯一方法。

用程朱来打陆王,用许慎、郑玄来打程朱,甚至于用颜元、戴震来打程、朱、陆、王,结果终不免拖泥带水,做个“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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