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八十五章 乙支文德（第2页）

辽东战场有它的特殊性，一是冬天太长，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不宜征伐，另外便是夏天的雨季大约要持续一个月左右，雨季结束后，很快便进入秋天，而辽东的秋天很短，也就是说，帝国大军必须在雨季来临前杀到平壤，一来可以避开雨季渡河的困难，二来也才有足够时间展开攻击，而且即便不能攻克，帝国大军也有足够时间撤离战场。

当时，于仲文决意要抢在雨季来临前杀到平壤城下，但遭到了刘士龙和宇文述的强烈反对。

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在军中威望高，且作战经验丰富，皇帝便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了他，让他指挥九路大军，但为了制约于仲文，皇帝又让自己的亲信大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参与决策，更派出尚书右丞刘士龙以慰抚使的身份到于仲文的身边行“监军”

之权。

于仲文地位高，资历老，战功卓著，他可以力压宇文述一头，但压不住尚书右丞刘士龙。

尚书右丞本是尚书台的属官，左丞辅佐尚书令，右丞辅佐仆射，但今上为了集权，改革官制后，不但不设早已变成虚职的尚书令，连实际掌控尚书台的左右仆射都不再设置了，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但皇帝不可能直接管理和监督稽核台省事务，需要一个“代理人”

，于是尚书左右丞理所当然成了皇帝在尚书台的“代理人”

，其级别为正四品，与六部尚书的副官长六部侍郎并列，且因为其直接向皇帝“负责”

，是皇帝信任的心腹，所以位高权重。

刘士龙的想法就代表了皇帝的想法，再加上宇文述的强烈反对，于仲文不得不搁置渡河之议。

帝国大军陈兵鸭绿水西岸，直接威胁平壤，平壤当然心慌，于是乙支文德临危受命，亲自渡河而来，一则代表高元与帝队进行投降谈判，拖延时间，二则打探帝国大军的虚实。

于仲文无意谈判，打算直接扣押乙支文德，把这位送上门来的叛虏统帅抓起来。

哪料却遭到了尚书右丞刘士龙的坚决反对。

刘士龙并不是蓄意违背皇帝的旨意，也不是拿了高句丽人的贿赂，而是从帝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以及远东的国防和外交战略出发，坚决反对扣押乙支文德。

从帝国国内政治斗争来说，刘士龙代表了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利益，其保守的政治立场导致他反对皇帝发动的东征。

他迫切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而从远东国防和外交战略来说，帝国需要维持远东政治局势的平衡和稳定，高句丽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和核心“棋子”

，假如把这颗“棋子”

拿掉，则远东必然陷入混乱。

必然会影响到帝国的整个国防和外交战略，所以高句丽这个番邦还是要存在下去。

既然高句丽王国还要存在下去，那么东征便是以武力重创高句丽，摧毁其扩张称霸的野心为主要目的。

从这一目的出发，刘士龙认为，不能就地扣押乙支文德，相反，要放了他。

要利用他在平壤的威望和权势。

尽快促成高句丽的投降，继而结束这场战争。

宇文述反对放走乙支文德。

从当时战场形势来说，的确不能放走乙支文德。

在高句丽，乙支文德的作用超过了十万大军，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人所皆知。

然而。

于仲文出自关陇虏姓大世家，是关陇鲜卑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

而关陇鲜卑贵族集团正是帝国中央集权制改革下的利益严重受损者，因此在反对改革的政治立场上。

它与关陇本土汉姓贵族集团是站在一起的，双方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于仲文竟然“匪夷所思”

的接受了刘士龙的劝说，放走了乙支文德。

宇文述愤怒之下，不顾后果地即刻奏报皇帝，状告于仲文和刘士龙。

于仲文“迫于无奈”

，突然又改变主意，要以精骑出击，抓捕乙支文德。

至此，刘士龙恍然大悟，自己上了于仲文的当，而宇文述同样发现，自己竟给于仲文“算计”

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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