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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并没有什么情绪，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学历不重要，认为“随心所欲”

才是最重要的，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

我的心里没有权威，自觉性就差，对很多事都不以为然。

我有个朋友叫潘元亮，他想改变命运，开始想考京剧剧团，天天早晨到筒子河练踢腿，但京剧要童子功，得从小练，他已经来不及了。

他又想考中央戏剧学院，天天早晨到筒子河练朗诵，还在话剧演出时跑了几次龙套（群众演员）。

他会木工活，为学话剧，给中戏的老师做沙发，这位老师说他当演员没有发展潜力，劝他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他真的考上了，改变了命运，成了大学生。

他的课堂笔记、参考书，我都抄了一遍，等于也学了四年导演。

我有过一个电影剧本的构思：

在一个工厂，一对男女青年是情侣，他俩的出身都不好，得不到考大学的名额。

工厂的主任是个转业军人，家在外地，平时看女青年的眼神都不对。

女青年为了改善前途，决定向主任献身，以换得名额。

在跟主任上床前，她先跟男青年好了一夜。

女青年上了大学，离开了工厂，男青年从此消沉，而在祭奠总理的群众大潮中，他振奋起来了，积极投入，结果被工厂里“”

分子抓住了把柄，要整治他，但这时恰恰是那个跟他有夺妻之恨的主任保护了他——

我想写的是人性的复杂，连主任这样道德欠缺的人，在大事上也是有标准的，反衬出“”

失去了民心。

但这个构思有点超前，不适于拍成电影，在道德上，是超出当时人的接受能力的。

潘元亮当时创作了一个我们这代人插队经历的剧本，拉上我一块儿写。

剧本成型后，得到了一位导演的赏识，觉得是可开掘的好题材，计划将其拍成电影。

此时我退出了，我从来不在乎名，觉得不重要。

我说：“我也不是你们导演系的学生，编剧署名就别算我了。”

后来导演重写了剧本，将原来战争的枝节去掉了，结构上更为精炼。

这部电影拍成后，轰动一时。

潘元亮的哥哥在荷兰经商，后来他也去了荷兰，没有做导演。

我呢，原本就没有导演梦，做工人，老实活着。

在六十年代不许有私房，因为红卫兵闹着让人交房，所以房子充公。

大家都很积极地交房，房管局并不愿意接受，因为是包袱。

把你的房子注册成公房后，就得给你修房子，你只要交很少的一点房租。

1984年，交了的房子都还给了私人。

我家原本是个院子，共十间房，因为家庭困难，六十年代前就出租了。

院子很大，六十年代挖了防空洞。

院子没法退，房子都退了，还房时，我父亲去房管局说：“我不要房子，要钱。”

当时卖房的价格是两百元一间房，父亲很高兴地签了字。

这事被邻居知道了，告诉我母亲，母亲赶到房管局，说父亲住过房山疗养院，被诊断为“弱智”

，所以他的签字不算。

房子没卖，房管局说我家要付充公期间的修缮费。

可我家不但没交钱，还拿了钱，因为充公期间安排住了别人，房屋使用费高于修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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