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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自己是个才子，所以很爱才，见他进展迅速，就不由自主地主要教他了。

其他学生再也跟不上进度了，人渐渐少了。

家里人劝过父亲，说：“你可以把时间岔开，分成几个程度不同的班，别让那英语老师天天来。”

这么简单的办法，就能维持住法语班，但父亲控制不住自己，那个英语老师一提问，就顺着他的需求教了，别人听不下去，这么陪着耽误时间，实在无趣，最后人都走光了。

英语老师把别的学生都挤走了，一个人来上学，还是一个月交七块钱。

他学成后就走了，从此再无音讯。

我的父亲（3）

这次的法语班就这么散了，父亲没了教下去的劲头，再没办过班。

父亲养成我行我素的习气，因为爷爷做他背后的大树。

爷爷就是我行我素的人，他是名士，怪成什么样，别人也觉得应该。

父亲小小年纪，受了影响，爷爷带他去饭局，别人不给他预备勺子，他就旁若无人地直接用手抓着吃，大家觉得爷爷是老怪，他是小怪，将来也是名士。

可惜时代变了，他做不成名士，一辈子饱受世俗诟病。

家里人一直在想，做不成名士，如果他做个大学老师，有固定工作，一辈子活在书房-课堂这么个小圈子里，也能安稳地过一辈子。

我认识一个大学老教授，跟我父亲一样是个怪人。

他和家人住同一个楼门，但绝不生活在一起，妻子儿女住一套三居室，他一个人住在顶楼的一套一居室。

他一个季节就一套规整干净的衣服，上课穿着回家就脱，其他的衣服都是三四个月不洗。

他的生活用品就是五个暖壶，学校里有打开水的暖水房，他拿暖壶打了开水，把面条往里一放，盖瓶塞闷一会，掏出来就是一顿饭。

那种糟面条能好吃么？但他有生活费，还是受人尊重的教授。

所以怪人里也有幸运的怪人，我父亲就没有这份幸运了。

其实我们胡同里没有工作的老大学生很多，老大学生多有历史问题，给日本人、给国民党工作过。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精英文人，但当时大家不这么认为。

那些人也都纷纷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位置，父亲却没有。

父亲在北大念书时，有公派法国留学的名额，奶奶哭着没让去，结果就放弃了。

家人后来设想，如果他去了，独自在外国生活一段时间，按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许会死在国外，也许便将他锻炼出来了——但人生不能假设。

他这种人唱戏能成名角，出家能做高僧，过普通人的日子就一塌糊涂了。

我常想，如果他出家做了和尚，或许会很好吧？

积水潭有一座净业寺，老百姓俗称“高庙”

，因为修在湖边的假山上，现在改为纪念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祠堂。

爷爷和高庙的老方丈是朋友，父亲年轻时皈依老方丈，做了佛教居士，修习佛法颇有慧根。

老方丈有意培养父亲做自己的接班人，但爷爷只剩这么一个儿子，不会放他出家。

老和尚辞世后，庙里的和尚还对我父亲说：“你有资格接任方丈。”

积水潭的老邻居有知道此事的，对我说：“你父亲可是位方丈。”

父亲是糊涂人，也做过不糊涂的事，在六十年代他把阎锡山给爷爷的信件都烧了。

阎锡山不是爷爷的正式学生，军阀都想当儒将，就给爷爷投了拜师帖，算是爷爷的挂名学生。

爷爷有一篇论文手迹，什么题目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有个比喻，说一户庄户人家的三兄弟在父母死后平分了田产，在一个共同的起点上，老大不善经营，加上孩子多，就败了家；老二善于经营，日渐富裕；老三则参军了，走上另外的人生——三兄弟的处境都不会一样，全国不可能贫富均等。

这份手迹他也撕了。

父亲性格内向，因为他处不好人际关系，他一度不跟同学、朋友接触。

但他要走到大街上，跟不认识的人说话却非常活跃，尤其跟小商贩、小手艺人、学生聊更是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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