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四章 慎之又慎的审讯（第2页）

的司法程序，本来是很好的，可在宋亡之后就被残酷的蒙元给遗弃了。

因为那时人分四等，别说犯罪了，就算是杀人，最上等的蒙古人杀死最低等的南人，只需要赔偿一头驴，不得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文明的倒退。

同时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凡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审结束之后，都必须启动“录问”

的程序，即由一位未参加庭审、依法不必回避的法官核查案状，再提审被告人，读示罪状，核对供词。

以及询问被告人所供是否属实，“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

，在必要时，还可以提审证人。

被告人如果自认为无冤无滥，即签写“属实”

，转入检法定刑程序；如果想喊冤，则可以翻供。

一旦被告人翻供，案子即自动进入申诉程序移交给本州的另一个法院，重新开庭审讯。

录问的用意在防范冤案、错案，因为在庭审中，推勘官完全可能造成冤狱，例如使被告人屈打成招。

所以宋人坚持在庭审之后、检法之前插入了一道“录问”

的程序。

刑案未经录问，便不可以判决；即使作出了判决，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论处。

像是宋哲宗年间，开封府右军巡院审理一起涉及侮辱宋神宗的案子，案子审结后上奏哲宗，哲宗“诏特处死”

。

因为结案时未经录问程序，所以有大臣提出抗议“不惟中有疑惑，兼恐异时挟情鞫狱，以逃省寺讥察，非钦恤用刑之意。

请今后狱具，并须依条差官审录。”

最后，哲宗只好下诏，重申录问的程序不可省略，今后司法机关如审判不走录问程序，以违制论。

以宋代的惯例，对犯下死罪的重案犯，还必须是“聚录”

，即多名法官一起录问，以防作弊。

有些重案实在是事关重大，在聚录一次之后，往往还要从邻州选官，再录问一次。

如真宗朝的一条“刑事诉讼法”

规定“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狱具，请邻州通判、幕职官一人再录问讫。”

在录问时，若发现案情存在疑点，被告人可能含冤，录问官有责任驳正，否则要负连带责任。

“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

即出现错案之后，录问官按比推勘官罪减一等的原则问责。

如果录问官能够及时驳正错案，则可获得奖励。

“录问官如能驳正死罪一人者，命官减磨勘两年免两年考核，吏人转一资升职；二人者，命官转一官升官，吏人转二资；如驳正徒流罪者，七人比死罪一人给赏。”

古人相信人命关天，因而驳正死刑判决，获得的奖赏最厚。

不论古今中外，在刑事审判中，多设一道把关的程序，嫌疑人便减少几分受冤屈的危险。

我们无法统计宋代到底有多少刑案被告人因为录问程序而免于冤死，但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录问的意义

北宋前期曾于京师设“纠察在京刑狱司”

，作为专门监察司法的机构，当时一个叫李宥的官员担任纠察官时，有一次录问开封府审讯的一个死刑犯，发现“囚有疑罪，法不当死”

，却被开封府尹往死里整。

李宥即给予驳正，并对开封府尹提出弹劾，迫使府尹被坐罪免职。

同“鞫谳分司”

制度一样，录问的司法程序，在宋亡后也被遗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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