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集别裁别有天李致终于盼到这一天补识（第2页）

——后来，“他真跪在床上发了誓，我才告诉他”

。

现在听来这些已近天方夜谭，但那确是真实的历史！

正是面对这样一种“时过境迁”

的疏离语境，李致意识到一个“过来人”

的天职。

他说：“我已七十有八，离‘盖棺论定’的日子不会太远，力求说真话。”

“‘十年浩劫’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绝不能忘却，应该从各种角度记录下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以便子孙后代吸取教训”

。

他甚至在引用了“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

鲁迅的话后，铮铮然说：“我不愿向阿Q学习，决心丢掉‘忘却’这一‘祖传的宝贝’。”

于是他刻意从自己做起，建立起这样一个“我个人的‘文革’博物馆”

。

这既是一个生年“常怀千岁忧”

的老作家的精诚之举，也是一个饱经沧桑的革命者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使命感的体现。

众所周知，李致是一代文学巨匠和被称为“中国的良心”

的巴金的侄儿，也许正是从巴老那里直接继承了“巴金精神”

，对“国事家事天下事”

总事事求真。

巴老曾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

，并且说：“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

。

随着中国二十多年经济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那样的“历史”

还会不会“重演”

，说几率很大恐怕会是“危言耸听”

，但历史的重演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克隆”

，谁又能担保在新生着的肌体上就永远拒绝了也随之“进步”

而变异着的病菌了呢？李致此时再次强调永远记住“那一天”

，也与巴老有了一定向度的别异。

如果说巴老耿耿于心的是一个“终”

字——永远终结那样的噩梦；李致则在耿耿于“终”

的起点上更着眼于“始”

：“正是因为粉碎了‘四人帮’，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经济的巨大发展，国家正在崛起和不断前进”

，那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天”

，也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

。

李致这种“顾后”

而更“瞻前”

的视角，更是一个严肃的未来主义者的胸襟与卓见。

在李致的这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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