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一个真字读李致的散文集回顾（第2页）

的角度去看，都无一例外地贯串着一个“真”

字。

挨过几拳便是挨过几拳，没有写成被“打翻在地”

，血肉模糊；挨批斗时喊过一声口号，是为了表示对“造反派”

不服气，便不写成当时如何正气薄天，慷慨激昂；“牛棚”

中读了四遍毛著“也是为了消磨时间”

，便如实说来，并不写成是表达自己如何“忠心”

和热爱；对自动与“母蚊子”

对号入座的人的斗争，主要是出于对她卑劣人格的鄙视，便绝不将之拔高为政治原则问题。

联系到“文革”

初期，曾贴过胡耀邦同志一张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

的大字报，作者也如实地“记录在案”

，并没有把自己说成是事先的“圣明”

和事后的“诸葛”

……

难道作者当时就一下子没了对革命的觉悟和感情？当然不是。

事实上，在当时大惑难解的情况下，作者对“最高指示”

的逆来顺受，正是体现着这种坚信不渝的觉悟和感情，这一点不用自己特别表白任谁也不会怀疑的。

但是，革命者也是人，也有人之常情，对此作些矫情的掩饰，对革命者的形象只能有损而无益，特别是处在那种连“人之常情”

也被扭曲了的时代条件下，那“人之常情”

的显示便更带有了特殊意义，不仅成为鉴别一个人，也成为鉴别一个真的革命者的一种“试金石”

。

作者在回顾自己当年的“牛棚”

生活时，并未刻意显示自己革命形象的“高大”

，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在那种特定条件下的常人之情，于是，那种在劫难之中对家和对家人的牵肠挂肚的思念，便成为“牛棚”

生活中的一条感情的主线。

从预感灾难即将降临前夕对家人的强作欢笑，到被勒令不得回家时为免去家人疑虑而故作镇定；从几天不见（与“牛棚”

相距不远）家中小屋灯光时的焦虑重重，到通过索要粮票得知家中平安无事后满怀喜悦；从他们夫妻间为了照顾对方身体而把一条毛毯送来送去，到他在节气大雪时接到妻子所织毛衣时那潸潸泪水和绵绵思绪，……这些感情无一不是“常人”

所应理解、也应具有的“常情”

。

作者在当时需要对这种“常情”

做些掩饰时却敢于吐真情，在今天可以对这种“常情”

做些修饰时却敢于讲真话，这除了表明作者一片赤子之心始终未泯之外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对比之下，那种随着外界物候变化便不断变化自己的“人情显示”

的人，那种通过亵读、糟塌“人情”

来显示自己什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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