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四川文学的不了情（第2页）

帽子的四爸巴金；叔侄见面，千言万语，竟不敢深谈。

这是我在《四川文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1995年第5期。

不久，《四川文学》发表了李累的评论文章，他说：“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

这场大悲剧，竟被李致叙述得那样委婉与平静，就更加令人难受了。

断肠无泪。

形式与内容的极不和谐，产生了最深沉的、隐藏在大海底层的、动人感情的效果。”

李累这话过奖，但不能不说这是《四川文学》和读者对我的鼓励。

这以后，我在《四川文学》发表了《寻找童年的足迹——记巴金重访文殊院》《带来光和热的人》和《永恒的手足情》等文章。

1995年，我出版了第一本随笔《往事》；1997年，又出版了第二本随笔《回顾》。

这两本集子受到了《四川文学》的关注。

《四川文学》先后刊登了三篇评论文章。

前两篇是诗人沈重写的，《真诚·朴实·幽默》和《白发的芬芳》。

第三篇是马献廷的《写好一个“真”

字》。

马献廷是天津的作家和评论家；而沈重即沈绍初，曾是《四川文学》的资深编审，尽管当时他已在巴金文学院工作。

沈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停笔。

“中国的情况有点复杂，作家有时就是不能写，农民有时就是不能种地。

不是主观不想，而是客观不允许。”

他相信我“年近古稀而重新提笔，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无所为而为，更重要的是，他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东西。”

沈重认为这些作品“在当代市场般喧闹的文学界也许并不引人注目，更无‘轰动效应’，但却默默地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

这些鼓励，是我坚持写作的动力。

我不能辜负沈重和《四川文学》的期望。

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省委宣传部组织征文比赛。

事后我知道，《四川文学》推荐了我的《缅怀两章》，一章是《心留巴金家》，一章是《我所知道的张爱萍》。

我的《缅怀两章》获文学类一等奖。

我想说明，《我所知道的张爱萍》一文，先寄给另一杂志社，被编辑退回。

《四川文学》不仅刊登，而且推荐参加比赛。

有趣的是，宣传部决定，奖金由原发表文章的单位，再发一次稿费。

《四川文学》重发了稿费，让《四川文学》破费了，实在抱歉。

“文革”

时期，我在共青团中央的“五七”

干校劳动了五年，这是一段不可缺少的经历，我曾写过有关干校一些文章。

2002年我又想起三件既有意义又有趣的事：一是牛和犁地实击队，二是在幼儿园当了半天“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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