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四川文学的不了情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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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四川文学》的不了情

《四川文学》创刊60周年，值得庆贺！

前30年，我十年在重庆，十年在北京和河南，即使在成都，与《四川文学》也没有往来。

要说接触，是从1982年底，我调到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时开始。

1985年，《四川文学》的主编，曾来宣传部，要求把名字改为《现代作家》。

我内心觉得没有必要，但也没有反对。

我只是说，名称是次要的，关键在内容；王麻子剪刀，陈麻婆豆腐，名字不好听，但质量好，全国有名。

1987年，刊物又改回叫《四川文学》。

我与《四川文学》的感情，应从我成为作者讲起。

受“五四”

新文学的影响，我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学习写作。

1945年至1948年，我写了近百篇习作，分别发表在成都、重庆和自贡的报刊上。

这些习作，主要是表达对旧社会的不满，抒发个人的情感。

没有想到，在1955年肃淸“胡风反革命集团”

这场运动中，因为这些习作，我受到批判，成了寃案中的“冤案”

。

运动结束后，我自己的思想被搞乱了，决心“夹起尾巴”

做人，再不动笔。

只在1959年，因工作需要与人合作，写过报告文学《刘文学》。

“文革”

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发誓再也不留下任何文字。

改变这个决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的思想得到解放。

回想自己人生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

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

这些人和事，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写下来既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也许还有一些“史料”

价值。

于是，我再次提笔，以“往事隨笔”

为总题目，开始写文章。

遵从马识途老人的意见，我把《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一文，寄给《四川文学》。

该文讲述“文革”

中，我悄悄去上海，看望当时还戴着“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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