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〇八章 追索 10（第2页）

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

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

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

[35]，故号诗史。

此说可取。

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

[36]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

，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

，是他的一贯精神。

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

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

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

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

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

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

的巢父、许由，杜甫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

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

杜甫也曾有这样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

；“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

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等，这些诗句无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种渴望济世扬名，渴望建功立业的雄怀大志，但是杜甫的这种理想和抱负建立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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