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〇八章 追索 10（第3页）

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

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

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

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

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

，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

，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

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

、“三别”

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如他的诗歌《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在这首诗歌当中，诗人站在岳阳楼上，通过远眺，想到了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社会状况，从而凭依窗轩，胸怀家园，不禁涕泪交流。

又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而在这首诗中，由于听到朝廷收复失地的消息而惊喜若狂。

这两首诗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时所作。

由于安史之乱，社会显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

因此当他想到国家遭殃，战火不熄，生灵涂炭的时候就流泪不止，而当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于是又喜极而泣，不能自抑。

可见，杜甫的忧来自于国家，喜亦是来自于国家，这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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