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人观念与生活的变迁（第8页）

如骆文盛就说：“士君子立身行己，大节俱可观，虽一二细行不无可议，然亦当为之解救。

《春秋》为贤者讳，此意须要识得。”

请不要为后面的“《春秋》为贤者讳”

一句所迷惑，以为骆文盛之说仅仅限于《春秋》的史观。

如果将这种说法置诸晚明这一特殊的时代，再结合明中期以后儒家士人种种个性张扬的做法，就不难看出这一说法的时代特色以及其本身所蕴涵的深厚的时代土壤。

正是从这种见解出发，骆氏才重新肯定了“特立独行”

与“狂狷”

的行为。

他认为，特立独行、矫矫自好甚至狂狷之人，尽管不尽符合儒家的“中道”

，但“中道”

只有圣人才可践及，在今天世无圣人的时代，如果再一味以“中道”

来苛责“特立独行”

，这无疑就是大言罔人。

原因很简单，特立独行之人虽不可说是符合“中道”

，但他们是贤知之过，与那些“愚不贤之不及”

，诸如随波逐流者以及市井甿隶之辈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

自明代中叶以后，明朝人有一个逐渐凸显自我的变化历程。

自我扩张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其理论的依托则是“自具心眼”

，不以前人的是非为是非；而其行为的方式乃至特征则是“大胆”

。

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

如果一个人的是非观念“大戾昔人”

，尤其与先圣、先贤相左，在当时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大胆”

的行径。

李贽对自己有很理智的剖析，他说：“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

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

这些话绝非李贽大言欺人，而是有他自己的行为可以为证。

谓予不信，不妨看一下李贽所著的《藏书》与《续藏书》，不难看出其中是非确乎颇谬于古人。

从李贽的“童心”

说，到江盈科的“真我”

说，不难发现明朝人自我扩张的演变轨迹。

江盈科的“真我”

说，同样建立在赤子之心上，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才主张：“人生自有真我，徇其非真我者，而真我乃丧。”

李贽的“童心”

说，对晚明思想界的思想解放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可以从这种观念的反对者的反驳中得到印证。

正如吕坤所言，一旦人人追求一种“童心”

，那么，诸如炎热念、骄矜念、华美念、欲速念、浮薄念、声名念之类的天生欲求，就会在“童心”

的外衣下得到合理的肯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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