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人观念与生活的变迁（第6页）

就众人而言，不过是径行直前，直接就是“趋利避害”

；而圣人则在趋避中有回折。

细玩其言外之意，显然也是承认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

晚明士人的行为及其生活实践，无不证明了这些观念的出现，有着深厚的社会生活土壤。

即以名为例，当时的士人在年才俱盛之时，往往以游冶放佚为倜傥，挥金挟妓，使酒骂人，自谓“无损于其名也”

。

天下之人一旦惟利是趋，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对仁、义的蔑视，即所谓的“视仁义为土芥，不复顾”

。

人们既然将蔑弃仁义之事视为惯常，随之而来的则是蔑弃君亲。

这一点毫无疑问，也确实为晚明社会的演变事实所证实。

所有这些，都被传统的人士视作“大乱之兆”

。

相对于传统的伦常而言，晚明社会中所出现的这些言论与行为，无不是大乱之兆。

但若细究明朝人的生活及其观念的演变，却又能找到其内在的规律，是一种适应社会、时代的新观念乃至新生活。

三人生自适的观念

毫无疑问，李贽开创了人生自适观念的先河，使这种生活的观念一时风起云涌，并在晚明社会中掀起轩然大波。

他说：“士贵为己，务自适。

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

他甚至公开宣称，“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

。

这是适应晚明时代的真正的“自由”

精神，而且与狄百瑞（WilliamTheodoredeBary）通过区分宋儒以来“为人”

与“为己”

之学而得出的所谓的“自由传统”

，

迥然不同。

这种观念显然得到了当时一些士大夫的响应。

如梅国桢也说：“人生自适耳。

依凭轨迹，外张名教，酷非所屑。”

这当然是一种个人自私的见解，而其极端的发展就是一种“不知足”

的精神追求。

事实上，在晚明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成人”

与“自在”

之间确实已成为一对相当突出的矛盾。

明代的俗语就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其意无非是说，人生在世，哪个是自在受用的？这正好与上面的“人生自适”

的观念成一鲜明的对比。

在中国流传的佛书，其中就有言：“积财不散者，自己无份，五家子有份。”

佛家所谓的“五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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