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方与明代社会生活（第9页）

他们以为乡下人愚笨，称他们为“柴头”

（北京人土语）、“豺头”

、“杓子”

、“艮头（”

杭州人土语）、“酒头（”

嘉兴人土语）、“鹅头”

（苏州人土语）。

城市中的巨猾恶棍、游手无赖，利用农民的穷困或无知，诱骗贩掠其妻子儿女。

如在河南汝宁府固始县，一些巨猾无赖专做诱人寡妻或掠人男女的肮脏勾当。

在广东东莞，嘉靖、隆庆年间被拐骗到澳门卖给葡萄牙人做仆妾者，就有上千人之多。

即以海南琼州为例，城市人同样看不起乡下人，称乡下人为“蛮子”

；但乡下人也看不惯城里人，称他们为“赤父”

。

城里人与农民所处环境的差异，造就了城里人在心理上的部分优越感。

他们看不起农民，将农民当作取笑的对象。

在江南的城市中，俗尚奢靡，人情乖离，竞相将“本实”

的农民作为“嗤鄙”

的对象。

市井小民，百虚一实，不事本业，将“四方之人”

，尤其是乡下人，视若“椎鲁可笑”

。

聚在市廛上的游手无赖，更是看不起田野之民，“诮胼胝为愚”

。

如果一个人闭户不出，终身未到过城市，就会“父兄羞之，乡党不齿”

。

城里人好讼见官，习以为常。

小有纠纷，动辄打官司，视若儿戏。

尤其是一些刁头、歇保，专以打官司、把持民间诉讼为业。

一般说来，除了民风好讼之地，农民多不见官，遇到七品芝麻官下乡，鸣锣开道，躲避惟恐不及。

明代有一句谚语：“衙门日日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乡村农民是轻易不打官司的。

民间诉讼，多由地方老人调解。

城市与乡落之间，在明代的地方志记载中，就有“风习大概不同”

之说。

明代《潮阳县志》的作者就将风俗划分为“国中之俗”

与“乡间之俗”

。

所谓的国中之俗，是指生活在城郭中的人们的习俗。

显然，市井与乡村的风俗极为不同：“居市井者多夸侈，居山野者多粗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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