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方与明代社会生活（第6页）

所以，早在明初，就盛传“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

之语。

馆阁学士，多半出于江西，并形成了独特的江西馆阁诗派。

又据记载，福建莆田一县，从洪武三年（1370）到嘉靖七年（1528），共计52科，中举人者有1110人，中进士者有324人，另出状元二人，探花四人，会元一人。

八股科举的兴盛，促使江南士子在功名上超过北人，蟾宫折桂的本领北人只好自叹不如。

北方士子对江南时文体制的风气极力摹仿，这就导致了江南八股文的选家在当时的社会上颇负盛名。

如明末的张溥、吕留良，都是著名的操持选政的人物。

吕留良设在南京的天盖楼，所出的吕氏所批注的时文本子，风行海内，不胫而走，发卖到坊间，其价一兑达到4000两。

江南时文的文体成了号召天下的模式。

如晚明时，江南文士的文体淡然宽博，平实无华，号称“松江体”

，“一时多慕尚之”

。

所以，江南士子的选文一出，往往有一些商人贩至北方牟利。

明朝人祝以豳有一段话，概括了明代科举的南北差异。

他说：

且概观寓内，若南都之苏、松、常，浙之杭、嘉、湖、宁、绍，豫章之南、吉，闽之漳、泉，乡、会入彀之士廷往一邑而当一郡，一郡而当数郡，岂干禄支干尽产东南诸邑哉？正以东南诸郡家弦户诵，父兄师友之所渐磨，虽中材亦易成就。

上述这段记载，既点出了南北的科举差异，同时也指出这种差异本身就是因为教育水平的不同所致。

这种现象同样可从明人张岱的话中得到印证。

张岱曾有言：“以故通郡而计，抡科第者城市不及于乡村；为此画地以观，纤金紫者东南常盛于西北。”

这又是一大佐证。

明代科举之风，其兴盛之地大多集中于苏州、江西、福建莆田、浙江绍兴，究其原因，当地的向学之风当然是最主要的。

当时有一位朝鲜人崔溥，对于南北方教育水平甚至百姓的识字率有如下记载：江南人以读书为业，即使是里闾童稚或津夫、水夫之类，也都识字。

这位朝鲜人说他到了江南地方，只要将地点写出来，即使一般的民众，也能将山川古迹、土地沿革，全部详细地告知。

而在江北，则不学者居多，所以每次问路，都说：“我不识字。”

但除此之外，尚有另外一些原因。

除了苏州人前辈喜奖掖后进，由此而易于科举仕进之外，如江西、绍兴的士子能在科举仕进中占先，其实与他们的士风勤苦有关。

如江西的读书人在读书时，都是各坐一木榻，不许设长凳，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他们在读书时睡觉。

浙江的读书人一向生活俭朴。

以饮食为例，绍兴的秀才多借寓僧寺读书、会课，而会课时的饮食“俱用菜腐，旬日或设咸鱼，不知有肉味也”

。

科举的南北差异，事实上导源于南北方教育水平、风气的不同。

明代江西吉水人彭教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并将他自己的所见记录了下来。

他主要是就淮北与他的家乡吉水作了比较。

少时他随父到淮北，“其地大抵朴鄙，自府、州、县学外，家塾党序出于民间者，缺然无闻”

。

而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吉水时，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郡多秀民，邑井里巷，弦诵相闻，为弟子员者，率尝讲习于家庭，父兄师友，往往业成乃在兹，选、岁贡科之举，接武连袂，类能自奋。”

二城市与乡村

读过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人应该还记得，生活在乡下未庄的阿Q进了一趟城之后，城里人的一些事着实让他感到疑惑，诸如把条凳说成是春凳，煎鱼时所放的葱切成细的葱丝，而不是如乡下那样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

进了公堂，阿Q就连一个圆也画不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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