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方与明代社会生活（第15页）

在西北地区，由于人口的迁徙，也给当地的风俗带来影响。

如甘肃在明代为九边之一，地处西北，靠近黄河的地方都是水田。

明初之时，明太祖曾迁移南京之民到甘肃戍守。

直至明末清初，这些移民的后代在语言上仍然不改，妇女的服饰也如吴地的宫髻，穿着长衫。

但因在当地居住时间久远，在习俗上不免潜移默化，受到当地民俗的影响，如穿着上就已经不用纨绮，而是保持一种俭朴，而且每家也藏有弓矢，养有鹰犬，从事一些狩猎活动。

这是江南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体现。

明代有大量的蒙古人定居在中原地区，尤其是在京畿地区。

这就是明代史料中经常出现的所谓的“达官”

与“达舍”

、“达人”

。

据史料记载，在正统初年，仅是居住在北京的蒙古人，就“不下万余”

。

他们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其生活习惯当然会给汉人带来一些影响。

但时日一久，他们自己也慢慢受到了汉人习俗的影响。

永乐年间降附的鞑靼人，其中有些就被赐与汉姓，并用上了汉人的名字。

其中最著名的是吴允诚、金忠两人。

吴允诚的蒙古原名是把都帖木儿，后被封为恭顺伯；金忠的原名是也先土干，后被封为忠勇王。

当时定居于宣府附近的蒙古人，其居住处所的变化，同样可以说明有汉化的倾向。

照常理说来，“北狄”

、“西戎”

，其居住全用帐房，行即卷之。

但明人姚旅的记载已清楚地表明，居住在宣府附近的蒙古人，已经居住在房屋里，“以茅结之，或圆或方而顶尖，如保定近邑小屋耳”

。

在明代学者有关风俗问题的讨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即“风俗溺人，难于变也”

。

尽管明初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力图一洗其弊，革除元代诸多风俗，但元代蒙古人的习俗，也就是明朝人经常提到的“故元遗俗”

，还是渗透于明朝人生活与习俗的方方面面。

即以饮食生活习惯来说，诸如设酒则每桌五果、五按、五蔬菜，汤食非五则七，酒行无算，另置酒桌于两楹之间，排列壶盏、马盂，以及把盏，或尊卑行跪礼。

如此设酒的种种风俗，无不都是元人的遗俗，而仍然存在于明朝人的生活与习俗之中。

自正德年间始，在官场交际上，开始出现“顶上”

一词。

官员凡是拜见权监刘瑾，都用涴红笺纸写官衔，称“顶上”

字样以为常礼。

如松江人朱恩与刘瑾关系密切，事瑾极恭。

凡拜帖，均写“顶上”

，而不敢称“拜上”

。

据明代史料记载可知，此话出自当时的《海语》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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