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方与明代社会生活（第14页）

生活在贵州之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土著，即文献所谓的“蛮夷族类”

，另一类则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人。

在贵州的汉族移民中，也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旧人”

，多来自腹里中州，在明代以前或仕宦，或经商，到了贵州，岁月一久，也就定居下来。

第二种是“洪边宋家”

，最早也是中州人的后裔，但已长期居住在边徼。

因这些人是随宋宣慰司同来，故称“洪边宋家”

。

第三种就是“卫人”

，是明代从内地调至边防戍守的军士，或从内地迁谪而来，包括中州、江南、楚、吴、闽、湖湘等地。

内地移民到了贵州以后，显然导致了民族间生活乃至风俗的互相渗透甚至融合。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献所谓的“用夏变夷”

，内地习俗开始影响到边地少数民族。

如花犵狫族，有些人靠近城市居住，“衣服语言，颇易其习”

；思南府，“蛮獠杂居，渐被华风”

；朗溪司的峒人，“近来服饰，亦颇近于汉人”

。

至于从江西、四川、湖广来的商人、流徙罢役或逋逃之人，为人大多奸诈，到了贵州以后，“诱群酋而长其机智，而淳朴浸以散矣”

。

二是汉人“见变于夷”

，内地移民到了贵州以后，受到了少数民族风俗的熏染。

如安庄卫的卫人，因久戍边境，“习其风土之气性，颇强悍”

；乌撤卫的卫人，因久处边幅，“强悍凶狠”

，显然也是风土所致。

在西南的其他地区，由于移民或侨居之民的增多，这种民族间风俗的互相影响也同样存在。

云南自明初平定以后，明太祖尽徙江左之民以实云南，其结果是当地的衣冠文物、风俗语言，“皆与金陵无别”

。

云南定远的“白罗罗”

之族，史载其“近年以来，稍变其故俗”

；云南蒙化府的边城居民，“会饮序齿而坐，婚姻必察性行，皆非前代之故习矣”

；云南平溪卫地方，在宋、元以前，就是土彝杂处，但自明代设立平溪卫之后，“语言服习大类中州”

；广西南宁府，旧俗信巫鬼淫祀，病不寻医，婚娶不依古礼，但后来也是“圣化渐磨，人文丕变，冠婚丧祭多本文公家礼，病始知医”

；四川营山县旧俗，大多近古，淳朴犹存，但因后来侨居人口半于土著，于是“民情多不务实，健讼者时有之”

。

海南琼州，在明代也算地处边徼，但在婚礼、铺床、婚迎、见庙、奁篚、器用、添箱、复脸、朝数、会亲这些习俗上，却“多同中州”

。

究其原因，这是因为琼州营居之人，多属于“戎籍”

，而他们也大多来自各方，诸如苏、浙之人，河之南北之人，福建与广东潮州之人，以及后来中原各处官吏发配到此地，最后“会染成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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