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时与明代社会生活（第7页）

但各地声音的缓急、节奏却有所差别。

如杭州对钟声的节奏作如下描述：“前发三十六，后发三十六，中发三十六，声急通共一百八声息。”

绍兴钟声的描述已有所不同：“紧十八，慢十八，六遍辏成一百八。”

台州钟声歌道：“前击七，后击八，中间十八徐徐发，更兼临后击三声，三通辏成一百八。”

从上面三首歌曲中，可以知道杭州、绍兴、台州三地钟声节奏的细微差别。

杭州的钟声，分为三通，在三通之间当然有一缓冲的节奏。

每通钟声36声，节奏较快。

绍兴的钟声，是打六遍，先是紧打18声，再慢打18声，重复六遍。

台州的钟声，也是分为三通，但每通的钟声却与杭州不同，是先击7声，再击8声，中间18声比较舒缓，最后再击3声。

至于鼓声，则分都城与一般城市两种。

都城禁鼓，鼓声是1230声为一通，打三通，共计3690声。

而一般城市的更鼓，330挝为一通，千挝为三通。

关于每天的时间观念，中国与西方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值得指出的是，自万历中期以后，由于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将西方的计时制度传入中国。

中国传统的计日之制，一般是将一天分为100刻。

但按照一天分为12个时辰，每一时辰八刻计算，总计应该是一天96刻。

不知何故？在明代的漏刻中，一般又增加了24刻，分寄12个时辰中，这样一天也就变成了120刻。

这种计时制度，大多有牵合之处，而且有些也不知其取义的本意。

关于此，明朝人已经感到这种计时制度有缺陷之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与日益繁华的商业生活不符。

正当此时，利玛窦来到了北京，带来了西方相对精确的计时方法以及计时之器，这就是自鸣钟。

从此中国人也就了解到，西方每天分为24小时，每小时又分为4刻，合计一天为96刻。

在西方的自鸣钟中，以子正、午正为始，午初、子初为终，共计24声，以为一天之时。

西方计时制度以及自鸣钟的传入，对于一个仅以历日纪年、月、日以及以刻漏、日晷计时的明朝人来说，

就不仅仅是一种新鲜事物的出现，而是更加适应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更为精确的计时制度。

西方自鸣钟的传入，对民间生活习俗应该说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明代民间习俗中，有“得吉日不如得吉时”

之说，说明“时辰”

在民间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时辰中，像巳、午、未诸时，均归属于吉时，但历法所用的日出、日入之时，乃是建立在太阳出海、入地的基础上，并非挂檐际之时。

明朝人谢肇淛通过同是九月在泰山、黄山观察日出、日落记录，指出与正历所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明代的民间相当相信占候家的推测，而时辰在八字算命中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这些所谓的占候家，在选择吉时之时，做事临期，不过是凭他们的臆断而已。

在烈日中还有晷表可测，在阴夜时就只好凭沙漏定时，但沙漏比起晷表来已是不得其真，更不用说在山村中无漏可考了。

可见，推禄命之说，完全建立在推定时辰的基础上，而自鸣钟的传入，以及它本身所具有的整年无顷刻差讹的优越性，使得民间所信奉的禄命之说，开始建立在一个新的比较准确的时辰之上。

农民或者说一般民众的四时，显然不同于士大夫阶层的四时。

这是生活的社会阶层性在“时”

的领域的渗透。

农民生活的“四时”

，是基于他们靠天吃饭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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