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时与明代社会生活（第3页）
明代社会生活乃至风尚，在前后有一个相当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时间，尽管各种史籍的记载互有差异，或以成化、弘治为界，或以正德为界，但无不肯定这种变化的存在。
以士大夫的生活趋向为例，明人何良俊以松江府为例，通过细微的观察及其记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明代士人从不讲“积聚”
向无不求利的变化历程。
按照他的记载可知，在成化、弘治以前，士大夫尚未追求财富、田产的积聚，如周佩之父周舆为翰林编修，而周佩自己也官至郎中，应该说已是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还是如寒士一般无异；曹时中之兄曹时和举进士，有文章声名，曹时中自己也官至按察副使，其弟曹时信也在京为官，门阀应该算是很高了，但他们家的产业算起来也不过是中人十家之产；其他如蒋性中、夏寅、许璘等人，致仕回到老家之后，所过的还是原来秀才一般的生活。
至正德年间，士大夫开始竞相营产谋利。
一中进士，其日逐奔走于门下之人，全是言利之徒。
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于法无碍，而可以坐收银子若干。
一时如宋恺、苏恩、蒋凯、陶骥、吴哲等人，其家产的积聚都到了十余万。
在南京，诸如士大夫、读书士子、军民以及妇女，其生活风尚在正德、嘉靖前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正德、嘉靖以前，缙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读书士子，以佔哗帖括、授徒下帷为常；一般军民，则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妇女深居简出，轻易不抛头露面，以治酒浆、工织纫为常。
正德、嘉靖以后，风尚大变。
士大夫开始求田问舍，营声利、畜伎乐；读书士子，投贽干名，挟娼优、耽博弈，并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一般军民也开始在服饰上突破等级，几乎可与士大夫抗衡；而妇女则开始穿着珠翠绮罗，甚至与娼妓的打扮几乎相同，在外抛头露面。
这是南京社会风尚从醇厚向浇漓的转变。
王可立（丹丘）《建业风俗记》一卷，所记之事，自冠、婚、丧、祭，以及饮食、衣服；所记之人，自乡士大夫、秀才，以至市井小民。
从此书中，同样不难发现正德、嘉靖前后南京在社会风尚上所发生的巨大转变。
引述如下：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虽已不逮先辈，也少涉猎，但聚会之间，还是言辞彬彬可听；然自嘉靖初年以后，士人只是诵读诗文，而在言谈之际，已几乎与村巷百姓没有区别。
嘉靖中年以前，民间还是遵循礼法，见到尊长，多执年幼之礼；嘉靖中年以后，礼法荡然无存，或与先辈抗衡，甚至在道上遇到尊长乘骑不下。
嘉靖初年，即使是在市井僻陋之处，也不乏丰厚俊伟的老者，不但忠厚朴实，而且其礼貌、言行也颇可观；但嘉靖初年以后，即使寻遍整个南京城，这样的老者也很难找到了。
嘉靖初年，一些脚夫常常聚集在市口或十字路口，头上戴的是阔边深网，身上穿的是青布衫裤，手上拿的是青布长手巾，脚蹬靸鞋，看上去人都很肥壮，一遇到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于行礼娶亲，俱有青布摺，人也都很有行止；嘉靖初年之后，即使是在相当繁富的市口，所能见到的脚夫，也不过是三五个黧瘦之人，衣衫褴褛，已经没有旧时景象。
正德中年，士大夫给自己取别号者，不过十之四五，即使有别号，但在交际之时还是称字居多；嘉靖以后，人在束发之时，就已经给自己取了别号；到了嘉靖末年，即使像奴仆、舆隶、俳优，无不都有了自己的别号。
嘉靖十年（1531）以前，富厚之家，多谨守礼法，居室不敢太淫靡，饮食不敢太奢侈。
但其后也发生了变化，变得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全都是僭拟使用。
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即使是一些好事者，虽有一些雕梁或者画栋，也是朴素浑坚而已；嘉靖末年以来，士大夫家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一般老百姓家，造三间客厅，也能花费高达千金，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使用重檐兽脊，如同官衙一般，而所造园囿也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也都是画屋了。
二时尚的出现及其流行
时尚的形成，无疑是生活时代性的最好体现。
苏州在明代一直领导着天下时尚的新潮流。
在明代，苏州风尚也处于一个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而其社会经济、生活的繁华，大概也是在成化年间以后。
关于此，明人王锜有如下真实的记录：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居，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
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
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
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间檐负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
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
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閤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心益巧而物产益多。
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
这段记载所透露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苏州时尚是如何形成，并日益为天下所宗的历程。
而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建立在物产益多基础上的“人心益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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