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渔邨精神病学第6版第二节 分离性身份障碍（第2页）

此外，很多研究很少控制与DID共病的精神障碍，或者家族性失调（其本身与DID高度相关）。

2.文化与相关环境因素

研究者广泛认为：精神病理学固有的过程和机制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都极为敏感。

文化影响着个体如何展示和交流自身症状，如何解释症状，并且寻求何种类型的照顾。

全球化以及文化进程都会影响到DID的发展和现象学解释。

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中都可以找到对DID的描述，如土耳其、波多黎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菲律宾、爱尔兰以及英国和阿根廷等。

DID本质上与自我以及人格体验相关。

这一点格外重要，因为西方对人的观点强调，自我的独立、自主。

在有关自我建构中文化的作用方面，Markus和Kitayama认为，自我积极地参与到一个自我影响着社会文化环境，而社会文化环境又反作用于自我的动态过程之中。

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使得自我的体验同他人剥离开、独立于他人。

而与此相反的非西方社会则倾向于赞同一个相互依存的自我，这一观点促使了自我的体验同他人的期望与需求相关联。

自我的文化建构意味着DID本质上是自我的功能紊乱——应该被理解为难以应对的、创伤性体验，而这些体验势必由所呈现的文化规范以及行为库所形成。

因此在亚洲、非洲等非西方国家中，自我的文化建构受到了外在他人的多方面影响。

DID通常采用病理性的体验模式，同这一文化体的自我概念相关，而非独立个体。

因此在这一文化环境下拥有较高的DID发病率（>5%）。

3.心理治疗的诱导

有研究假设认为DID的症状可能是对易受暗示的个体采用“恢复”

记忆的技术（比如使用催眠来“接近”

转换人格、促进退行或者找回记忆）时诱导出来的。

根据“社会认知模型（scociocognitivemodel，SCM）”

，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个体会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采用某些行为，当治疗师采用不恰当的治疗技术会给患者不恰当的暗示，从而导致了DID。

借由媒体对DID的渲染，比如相关的影视作品，使得这种行为增强。

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引出、识别出转换人格并与之进行谈话，从而形成或创造出了有关DID的诊断。

而被确诊DID的个体特质（可催眠性、易受暗示、频繁的幻想和沉浸）增加了受诱导的可能，也使得恢复创伤记忆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

也有观点认为某些国家（如美国）对DID的诊断率升高很大程度上源于对DID的认识度更高。

其他国家的低诊断率可能源于对诊断本身缺乏了解。

三、临床表现及诊断

分离性身份障碍，之前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其特点是个体存在两个或多个身份或人格特征。

患有分离性身份障碍的患者描述自己行为受转换身份的控制，这种控制可以是状态的改变（交替的），也可以通过人格间的互相干涉或重叠，使它们同时得到表达。

DSM-5对分离性身份障碍的诊断标准包括以下几方面。

1.存在2个或更多的以截然不同的人格状态为特征的身份瓦解，这可能在某些文化中被描述为一种被（超自然的力量）占有的经验。

身份的瓦解涉及明显的自我感和自我控制感的中断，伴随与情感、行为、意识、记忆、感知、认知和（或）感觉运动功能相关的改变。

这些体征和症状可以被他人观察到或由个体报告。

2.回忆日常事件，重要的个人信息和或创伤事件时，存在反复的空隙，它们与普通的健忘不一致。

3.这些症状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

4.该障碍并非一个广义的可接受的文化或宗教实践的一部分。

注：对于儿童，这些症状不能用假想玩伴或其他幻想的游戏来更好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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