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神经免疫学（第5页）
情绪障碍和应激事件可以影响免疫功能，而免疫功能的改变也可能成为抑郁障碍的病因。
最初的证据来自各种细胞因子水平升高所导致的抑郁样症状。
这些细胞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IL）-2和3、肿瘤坏死因子（TNF）、干扰素（IFN）αβ等。
其症状有衰弱、疲乏、快感缺失、贪睡、食欲缺乏、社交孤立、痛觉过敏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等。
研究也发现抑郁障碍有血清趋炎细胞因子水平的升高，包括IL-6和快反应蛋白（如触珠蛋白、C-反应蛋白、α
1
-酸性糖蛋白）。
基于上述发现，细胞因子假说已得到广泛认可。
该假说认为抑郁障碍是一种心理神经免疫紊乱性障碍。
作为大脑特化的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它有吞噬功能和抗原提呈作用，能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参与免疫调节，它还在神经细胞再生与分化、突触发育等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小胶质细胞的激活能导致细胞因子的产生。
在应激情况下，小胶质细胞可释放IL-1、IL-6、IL-8、TNFN和IFN8等细胞因子，并参与认知和情感过程。
脑室内注射细胞因子的研究发现，细胞因子可通过影响突触内单胺递质的浓度与更新，或者影响单胺受体的数量与功能，或者作用于单胺转运体而引起单胺能递质的功能下降。
细胞因子还可以强效激活HPA轴，阻碍皮质激素对HPA轴的负反馈，造成HPA轴持久的活动过度。
此外，细胞因子可以通过抑制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启动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相关通路诱导细胞凋亡而直接损伤神经细胞。
炎症小体是由胞质内模式识别受体参与组装的多蛋白复合物。
组成炎症小体的NOD样受体（NLRs）能够直接或者通过接头蛋白-凋亡相关微粒样蛋白招募炎性半胱氨酸天门冬氨酸酶-1（caspase-1）前体，启动细胞的程序性死亡，即凋亡。
大量研究显示，抑郁障碍患者血清中细胞因子IL-1，明显增高，阻断IL-1β能逆转模型动物的抑郁样行为以及海马神经发生的减低，而IL-1发是启动炎症小体的重要细胞因子。
这些发现提示细胞因子可能通过一系列分子信号的传导启动神经细胞的凋亡，造成局部脑组织的萎缩。
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逐渐进展，关于神经、免疫、内分泌这三大系统的研究发现系统间存在相互交叉，人们逐渐认识到，三大系统不仅各自有复杂的生物分子网络、自身调节和自我反馈功能，而且彼此之间借助于神经递质、细胞因子和内分泌激素联结成更复杂庞大的网络，在更高层次上相互影响和制约。
三个系统之间平衡的破坏或者任何一个系统内部的异常都可能导致抑郁障碍。
例如IL-1、IL-2、IL-6和IFN等细胞因子可激活吲哚胺2，3-双加氧酶（IDO），该酶能分解5-HT的前体色氨酸，导致脑内5-HT浓度下降，同时可作用于尿氨酸通路，使喹啉酸生成过高，喹啉酸引起海马NMDA受体的过度兴奋，导致神经细胞凋亡和海马萎缩。
IL-1可通过直接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表达及其功能，阻断糖皮质激素对效应组织的作用，通过损害其负反馈调节功能而致使HPA轴功能亢进。
目前，神经可塑性改变在抑郁障碍的发病中越来越受到关注。
神经可塑性是指中枢神经系统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活动上的可修饰性，具体表现为神经细胞、神经胶质细胞损伤变化与神经细胞内信号转导通路发生障碍。
神经病理学认为，抑郁障碍的发病与海马区神经细胞的萎缩和坏死有关。
最新研究发现，暴露于习得性无助的大鼠，其海马棘和树突的重塑同抑郁行为的改变密切相关，具体过程涉及细胞因子IL-1L、IL-6、IL-10、TNF1，信号传递分子BDNF、Rac1、NF-1分、REDD1等。
其他研究也发现压力环境下，雌性大鼠的前额叶神经细胞的树突棘密度和树突结构发生变化。
四、睡眠与脑电生理异常
入睡困难、早醒、觉醒次数增多或睡眠过度是抑郁障碍的常见症状。
抑郁障碍与睡眠及睡眠脑电变化的关系很早就受到关注。
多导睡眠图显示：①快速眼动睡眠（RapidEyeMovement，REM）潜伏期缩短，在老年抑郁障碍患者中表现更为显著；②非快速眼动睡眠消失，尤其是NREM睡眠3期与4期消失；③REM睡眠密度增高（REM睡眠出现次数更多），在睡眠的最初几小时内更为明显。
有证据显示，抑郁障碍患者在抑郁障碍急性发作后6个月多导睡眠图指标大多恢复正常。
有研究发现，抑郁程度越重，REM潜伏期越短，且可预测治疗反应。
全睡眠剥夺或REM睡眠疗法对抑郁障碍具有短期的良好疗效，这也说明睡眠节律改变在发病中具有重要意义。
脑电图（EEG）研究发现，抑郁障碍患者左右脑半球平均整合振幅与抑郁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且EEG异常有侧化现象。
较多的报告为EEG异常主要出现在右侧大脑半球，表现为右半球α波相对降低，α波的右左比率降低及右半球快波波幅的相对增加，显示右半球的激活程度升高。
这种激活程度升高主要表现在额区，尤其以右额叶为主，并认为与抑郁情绪产生有关，但也有不一致的报道。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