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忠直族群而术治亡国 天下异数哉（第3页）

然则，譬如一个老实人学坏却仍然带有老实人的痕迹一样，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变为权术算计之邦，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

这种不能尽脱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信奉权术很虔诚，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

信奉权术之虔诚，连权术赖以存身的强势根基也不再追求。

由此，权术弥漫于内政邦交之道，便尽显笨拙软弱之特质。

由此，这种不谋自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屡屡遭遇滑稽破产，成为战国时代独有的政治笑柄。

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只要脱离实力，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一只鸡蛋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

韩国的兴亡，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

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急速衰落。

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

战国中后期，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

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

在此目标之下，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出让上党、水工疲秦、肥周退秦、兵家疲秦等等等等，其风炽烈，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诚匪夷所思也！

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

其荒诞，其可笑，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

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韩国不亦悲哉！

韩国的权术恶风，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一个是韩非，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个是张良，历经几代乱世，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

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

天地大阳而皇皇光明的战国潮流，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

韩国之亡，亡于术治也。

盖法家三治，势治、术治皆毒瘤也。

依赖势治，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实同人治也。

依赖术治，必导致阴谋丛生，实同内耗也。

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

此千古兴亡之鉴戒，不可不察。

秦韩同时变法，韩亡而秦兴，法治、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得以明证也！

[点评1]“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

（《史记·韩世家》）。

[点评2]韩国面对秦国，总是战战兢兢，地理位置使然。

《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说韩王时的分析，“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

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

。

范雎曾说秦昭王收韩，“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

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

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

，昭王担忧韩不听，范雎说，“韩安得无听乎？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

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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