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忠直族群而术治亡国 天下异数哉（第2页）

颍川敦厚……南阳任侠。

故，至今谓之夏人。”

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归于夏人遗风，应该说有失偏颇。

战国大争之世，一国主体族群之风习，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作为韩国腹地的南阳、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的民风。

第二个枢纽期，是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

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

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

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起用京44人申不害发动了变法。

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

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

在韩非将“术治”

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

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

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

这种分歧，在秦韩两国的变法实践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

《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术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

究其实，便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也。

所以名之以“术”

，一则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则在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需要很高的技巧，故此需要传授修习。

就其本源而言，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

如此理念并无不当。

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

所谓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种种权术一旦当作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

所谓变形，是权术一旦普遍化，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

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术治大大膨胀。

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权术，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

由是日久，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个个不宁，岂能有心务实正干？权术被奉为圭臬，谋人被奉为才具，阴谋被奉为智慧，自保被奉为明智。

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奋发有为的可贵品格，都在权术之风中恶化为老实无能而终遭唾弃；所有卑鄙龌龊的手段技巧，都被权术之风推崇为精明能事；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

一言以蔽之，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

这个枢纽期，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其一，它使韩国吏治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劲韩之名，各大战国不敢侵犯，一改屈辱无以伸展之局；其二，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使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矣！

两大枢纽期呈现出的历史足迹是：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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