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人文主义革命（第21页）

然而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一小群领导着工业革命的工程师、政治家和金融家，就已经决定了这90%农民的命运。

蒸汽机、铁路和电报改变了食品、纺织品、车辆和武器的生产方式，让工业强国拥有远胜于传统农业国家的决定性优势。

就算工业革命传遍世界各地，逆流而上渗透到恒河、尼罗河和长江沿岸，大多数人还是继续相信《吠陀经》《圣经》《古兰经》和《论语》，而非蒸汽机。

不管是19世纪还是今日，世界上的各种祭司、神秘主义者或大师从未少过，他们都在宣传自己握有所有人类困境的解决方案，能处理包括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问题。

例如，在19世纪20—80年代，埃及（在英国支持下）征服了苏丹国，希望让该国现代化、纳入新的国际贸易网络。

他们的作为破坏了传统苏丹社会的稳定，民怨四起、反抗频发。

1881年，地方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宣称自己就是马赫迪（伊斯兰教的救世主），由真主所派，要在人间建立真主的律法。

他的支持者击败了英、埃联军，并将联军指挥官查尔斯·戈登（CharlesGordon）将军斩首，令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大为震惊。

这些人接着在苏丹建立实行伊斯兰律法的神权国家，直到1898年才被推翻。

与此同时，在印度，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DayanandaSarasvati）发动印度教复兴运动，基本原则就是《吠陀经》绝对不会错。

1875年，他创立雅利安社（AryaSamaj，意为“贵族社会”

），致力传播《吠陀经》；但老实说，达耶难陀对《吠陀经》的解释常与自由主义惊人的相似，比如早在西方出现平权思想前，便已支持妇女应享有平等权利。

与达耶难陀同时代的教皇庇护九世对女性的看法就保守得多，但与达耶难陀同样认为有高于人类的权威存在。

庇护九世发动一系列天主教教义改革，确立“教皇永无谬误”

这项新原则，认定教皇在信仰问题上不可能出现谬误。

这种概念乍看之下可能还以为来自中世纪，但其实是近到1870年，才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天主教教义，当时距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已过了11年。

而在教皇发现自己不可能犯错的30年前，失意的清代文人洪秀全大病一场，病中出现幻觉，看到上帝以一位老人的形象现身，说洪秀全正是耶稣基督的弟弟。

上帝交给洪秀全一项神圣的使命，要他驱逐自17世纪以来统治中国的清朝政权，在俗世建立“太平天国”

。

当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现代工业与欧洲帝国步步紧逼，数百万劳苦大众深感绝望，而洪秀全的话则让他们大受鼓舞。

可惜，洪秀全并未把他们带向太平天国，而只是发动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运动，时间从1850年到1864年，是整个19世纪最惨烈的一场战争，惨烈程度远超过拿破仑战争或美国内战。

就在工业化的工厂、铁路和轮船遍布世界的同时，还是有数以亿计的人，坚信洪秀全、达耶难陀、庇护九世和马赫迪提出的宗教教条。

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讲到19世纪，并不会认为这是个有信仰的时代。

谈到19世纪有远见的人，我们想到的大概不会是马赫迪、庇护九世或洪秀全，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

确实也该如此。

虽然社会主义在1850年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声势迅速扩大，对世界带来的改变，要远大于在中国和苏丹那些自称救世主的人。

如果你也认为全国的卫生服务、退休基金和义务教育十分重要，应该感谢马克思和列宁（以及俾斯麦），而大概不会感谢洪秀全或马赫迪。

到头来，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成功，而洪秀全和马赫迪失败？不是因为社会人文主义哲学优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神学，而是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更努力地理解当代的科技和经济现实，没有忙着研读古代经典或审视预言中的梦想。

蒸汽机、铁路、电报和电力造成前所未闻的问题，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都市无产者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而这些人的体验、需求和希望当然与《圣经》时代的农民大不相同。

为了响应这些需求和希望，马克思和列宁研究了蒸汽机如何运作、煤矿如何经营、铁路如何塑造经济，以及电力如何影响政治。

曾有人希望列宁用一句话来定义共产主义。

他回答：“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没有电力、铁路、无线电，就不会有共产主义。

所以，16世纪的俄国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因为共产主义需要将信息及资源集中在一个枢纽上。

要达到马克思所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的理想，社会就必须让距离遥远的各种产品都能够方便集中及分配，而且整个国家也要能够监控和协调国内所有的活动。

马克思等人了解新的科技现实及人类的新体验，因此能够针对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提出切中要点的答案，也能提出原创的想法，告诉众人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得利。

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社会主义打造了一个美丽新愿景，承诺以科技与经济为工具。

于是，这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科技主义，也改变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础。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