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人文主义革命（第20页）

电力、基因学、伊斯兰激进主义

到了2016年，除了由个人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组成的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之外，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考虑的替代方案。

2011年曾有一波社会抗争运动席卷西方世界，比如占领华尔街或西班牙的15–M运动，但它们都并非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或人权，甚至也不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恰恰相反，它们是责怪政府未能达成这些自由主义的理想。

这些运动要求市场必须真正自由，而不是被那些“大而不倒”

的企业或银行控制和操纵。

它们要求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能够照顾一般大众，而不只是照顾有钱的游说者和有势力的利益团体。

就连那些用最严厉措辞抨击股票交易所和国会的人，也无法提出另一个可行的世界运作模式。

虽然西方学者和运动人士最爱挑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的毛病，但至今仍未能提出更佳的选项。

对自由主义来说，中国造成的挑战似乎要比西方那些社运抗议人士更为严峻。

虽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所开放，却仍然既非西方式民主国家，亦非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中国成为21世纪经济巨人的脚步。

只不过，这个经济巨人投下了一个非常小的阴影：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现在似乎没人知道中国究竟信什么。

中国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行动上更为务实。

这种状态，使得中国在面对来自硅谷的种种新科技宗教时，成了一个孕育无穷希望的地方（科技宗教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

然而，这些信仰长生不死与虚拟天堂的科技宗教，大概还需要一二十年才能站稳脚跟。

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真正对自由主义提出替代方案。

破产的希腊人已经对自由主义模式感到绝望，但想靠着模仿中国找出替代方案，也不现实。

那么，试试伊斯兰激进主义如何？或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弥赛亚犹太教、复兴主义印度教？一些人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却过于知道自己信什么了。

在尼采宣称上帝已死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上帝似乎又要重临人世，但这只是海市蜃楼，上帝确实死了，这不过就是摆脱身体那一瞬间的事而已。

伊斯兰激进主义对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并不构成严重威胁，因为虽然他们满怀狂热，却并不真正了解21世纪的世界，对于我们身边种种新科技带来的全新危机和机会也提不出什么看法。

宗教和科技总是跳着一支优雅微妙的探戈。

双方互相推动、互相依赖，不能与对方离得太远。

科技之所以有求于宗教，是因为每种发明都有许多可能的应用方式，而工程师需要一些先知做出关键的决定、指出需要的方向。

因此在19世纪，工程师发明了火车、无线电和内燃机。

但20世纪证明，运用同样的工具，也可以创造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政权或西方自由民主政体。

没有信仰，火车就不能决定要开往哪个方向。

科技也常常限制我们对宗教的想象，比如侍者递上菜单，多少就会限制我们想吃什么。

新科技杀死旧神、催生新神，所以农业时代的神和狩猎采集时代的神不一样，工厂工人与农民想象的天堂也不同。

有了21世纪的革命性新科技之后，出现前所未有的宗教的可能性，绝对远超让中世纪的信条起死回生。

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可以继续像念咒一般复诵着“伊斯兰就是答案”

，但只要宗教与当今的科技现实脱节，恐怕连民众所问的问题都无法理解。

等到人工智能在大多数的认知工作上超越人类，就业市场会有何改变？如果出现许多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用处的人，形成一个庞大的新阶级，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如果在纳米科技和再生医学的辅助下，未来的80岁就像现在的50岁，对于人际关系、家庭和退休基金又有何影响？如果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定做婴儿，并让贫富之间出现前所未见的巨大鸿沟，人类社会又将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在《古兰经》《圣经》《论语》里都不可能找到答案，因为不论是中世纪的中东，还是古代中国，都不会有人懂计算机、基因学或纳米科技。

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能承诺在这个充满科技和经济风暴的世界提供一个下锚点，但如果想要冲出风暴，就不能只有下锚点，还需要航海图和方向舵。

因此，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有其吸引力，但对于失业的西班牙青年或焦虑的中国亿万富翁来说，伊斯兰激进主义却毫无吸引力。

确实，现在还有数十亿人口虔诚信奉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印度教。

但对历史来说，单单人数的意义并不大。

塑造历史的，往往是一小群向前看的创新者，而不是向后看的大众。

1万年前，多数人都是狩猎采集者，整个中东只有寥寥可数的先驱者是农民，但未来是属于农民的。

1850年，全球有超过90%的人是农民，而不管是在恒河、尼罗河还是长江沿岸，都没有人知道蒸汽机、铁路或电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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