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实验室里的定时炸弹（第11页）

然而，这些政客怎么能面对这1.5万位意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诉他们：“对不起，出了一点儿错，你家的乔凡尼白死了，你家的马克也是，希望你们别太难过。”

另一种选择，这些政客可以说：“乔凡尼和马克是英雄！

他们的死，是为了让的里雅斯特回归意大利。

他们的血不能白流！

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胜利！”

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个选项。

因此他们打了第二场战役，又失去了4万人。

政客再次决定，最好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

。

图41伊松佐战役中的几个死者，他们就白白牺牲了吗？

但我们不能只怪政客，民众对战争也是一路支持。

就算到了战后，意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领土，意大利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仍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同伙，这些人的选举要求正是要为所有意大利人的牺牲取得适当的赔偿。

承认一切是白白牺牲，政客要对这些人的父母开口已经很难，但对父母而言，自己承认事实更为困难，对受害者来说则是难上加难。

失去双腿的残废士兵宁愿告诉自己“我的牺牲，都是为了能让意大利民族永存的荣光”

，而不是“我之所以没了腿，是因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

。

活在幻想里是一个更为轻松的选项，唯有这样，才能让一切痛苦有了意义。

早在几千年前，神职人员就发现了这个原则，许多宗教仪式和训诫都以此为基础。

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比如神或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牺牲令人越痛苦，他们就越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

如果有个贫穷的农民把自己一头珍贵的牛献给了宙斯，就会开始对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则要怎么解释自己竟然蠢成这样？这个农民还会献出更多头牛，才不致承认以前所有的牛都白白浪费了。

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为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荣光而牺牲了一个孩子，或为了革命失去双腿，通常就足以让我成为激进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或革命主义者。

因为，如果说意大利民族神话或革命主义宣传都是一派胡言，岂不是要我承认孩子白死了，或我的瘫痪完全没有意义？很少有人有勇气能承认这样的事实。

经济上也会看到同样的逻辑。

1999年，苏格兰决定盖一座新的议会大厦。

原本预计施工时间为两年，预算4000万英镑。

但到头来，施工时间长达5年，成本高达4亿英镑。

每当承包商遇到未预料的困难和费用，就会找苏格兰政府，要求延长工期、增加预算。

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就会对自己说：“我们已经投入几千万英镑，如果现在停手，只能拿到一个盖到一半的骨架，在人民心中会彻底信用扫地。

还是再拨4000万英镑吧。”

再过几个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这时候，建筑无法完工的压力更大了。

再过几个月，故事继续重复，就这样下去，直到实际成本足足是原来估计的10倍。

图42苏格兰议会大厦——我们的英镑不能白白浪费

不是只有政府会陷入这个陷阱，企业集团也常常把几百万美元丢进失败的子企业。

至于个人，也常常依恋不幸福的婚姻、没前途的工作。

我们的叙事自我宁可在未来继续痛苦，也不想承认过去的痛苦完全没有意义。

最后，如果我们想把过去的错误一笔勾销，叙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节中安排某个转折，为错误注入意义。

例如，一个和平主义的退伍军人可能告诉自己：“确实，我犯了个错，才没了双腿。

但因为这个错，我才看清战争是个地狱。

从现在开始，我要奉献我的生命，为和平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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