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桌的鼾欲(第4页)
丫头(我的乳名)回来了!”
“变成‘洋’学生啦!”
“在北京见到过毛主席吗?”
“多在老家住几天吧!
你妈想你想坏了!”
母亲只是微微笑着,仿佛我回访故土给她带来了什么荣誉似的。
我仔细凝视着我的母亲,她比前两年显得更健壮了些。
故乡的风,故乡的水,抚去她眼角上的细碎皱纹,洗净了她寄人篱下为炊时脸上的烟灰。
尽管她也曾是地主家庭中的一员,乡亲们深知她丧夫后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感叹她的命运坎坷,因而给她定了个中农成分。
乡亲们又看她孑然一身,生活充满了艰辛,要她加入了变工的互助组。
母亲做一手好计线活,在互助组内她为组员拆拆补补,乡亲为她种那四亩山坡地。
更深,油灯亮着豆粒大的火苗,我和母亲躺在暖和的热炕上,说着母子连心的话儿:
“妈妈,我让您受苦了。”
这句早该说的话,说得太晚了。
“没有又留级吧?”
显然,我留了一级的事情,给她心灵上留下伤疤。
“不但没有留级,我还在报纸上开始发表文章了呢!”
我从草黄色的破旧背包里,拿出来刊登我处女作的《新民报》和《光明日报》,递给了她。
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神色。
她把油灯挑得亮了一些,从炕上半翘起身子,神往地凝视着那密密麻麻的铅字。
“妈妈!
您把报纸拿倒了。”
她笑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欣慰的微笑。
这笑容不是保姆应酬主人的微笑,也不是为了使儿子高兴强作出来的微笑,而是从她心底漾起的笑波,浮上了母亲的嘴角眉梢。
她是带着微笑睡去的。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却充满了酸楚之感一一我第一次把童贞的泪水,献给了我苦命的妈妈。
特别是在静夜里,我听见她轻轻的鼾声,我无声地哭了。
可是当我第二天早晨,问妈妈为什么打鼾时,她回答我说:“我打鼾不是由于劳累,而是因为心安了!”
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被调到《北京日报》当了记者、编辑。
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从故乡接进北京。
果真像她说的那样,由亍心神安定,她几乎夜夜都发出微微的鼾声。
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条件反射,似乎只有听到母亲的鼾声,我才能睡得更踏实,连梦境仿佛也随着她的鼾歌而变得更为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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