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桌的鼾欲（第5页）

只可惜好景不长。

1957年后我再难以听到她的鼾声了。

我和我爱人踏上了风雪凄迷的漫漫驿路，家里只剩下她和我那个刚刚落生的儿子。

她的苦难重新开始，像孑然一身抚养我那时一样，抚养她的孙子。

文革期间，我偶然得以从劳改队回来探亲，母亲再也不打鼾了，她像哺乳幼雏的一只老鸟，警觉地环顾着四周；即使是夜里，她好像也睁着眼睛。

挂上牌子去串巷扫街。

拐着两只缠足小脚去挖防空洞，她苍老了。

白发披头，衣衫褴褛。

但她用心血抚养的第三代——却是衣衫整洁品学兼优的挺拔少年。

“妈妈。”

在夜深人静时，我安慰她“我怕您……怕您……支撑不住，突然躺倒！”

“你放心！

没有趟不过去的河！”

她还是这样回答。

“您把我拉扯了，又拉扯孙子……”

“只要你在井下（当时我在山西一个劳改矿山挖煤）能平平安安，家里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母亲确实坚强得出奇。

有时我要替她去扫街，她总是从我手里抢过扫帚，亲自去干扫街的活儿。

她的腰弓得很低很低，侧面看去就像一个大大的？号。

那样子像是在叩问大地，这个岁月哪一天才能结束？！

这污迹斑斑曲折的路，哪儿才是它的尽头？！

1979年元月6日，我终于回到了北京。

如同鬼使神差一般，她从那一天起又开始打鼾了。

我住在上铺上，静听着母亲在下铺打的鼾歌，内心翻江倒海，继而为之泪落。

后来，我们从10平方米的小屋搬到了闭结湖，我常常和母亲同室而眠，静听她像摇篮曲一样的鼾歌。

说起来，也真令人费解，我怕听别人的鼾声，却非常爱听母亲的鼾歌。

1982年我去石家庄开会，同室的刘绍棠鼾声大作，半夜我逃到流沙河的房子里去逃避鼾声？哪知流沙河打鼾的本事也很高明，我只好逃到韩映山的屋里去睡觉。

我‘夜三迁’彻夜未能成眠。

只有母亲的鼾声，对我是安眠剂。

尽管她的鼾声，和别人没有任何差别，怛我听起来却别有韵味；她的鼾声既是儿歌，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

她似乎在用饱经沧桑人的鼾歌，赞美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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