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事维艰（第7页）

1932年，托莱多市市长说：“我见过成千上万受到打击、灰心绝望的男女乞求公共援助，他们总是一副低眉垂首、阿谀奉承的模样。

这也是国家倒退的显著特点。”

况且即使得到了政府的救济，也不代表失败、沮丧和绝望都结束了。

费城一家四口每星期只能得到5.5美元的救济金，反对发放救济金的人冠冕堂皇地宣称这样可以防止穷人腐化堕落。

费城少得可怜的救济金相比纽约（2.39美元）、密西西比（1.50美元）和底特律（0.60美元），算是优厚的了。

最好的情况下，救济金最多够买食物和燃料。

经济危机前，被救济家庭已经过上穿不暖的日子，如今又过了三个冬天，他们身上的衣服早已成了破布。

随处可见一家之主穿得像玩杂耍的流浪汉：上衣掉了扣子，手肘处和膝盖处都被磨破，头顶的旧凉帽就像已经在锅炉房挂了很多年似的，网球鞋打满了橡胶补丁，帆布手套两只不一样，身上披着一张肮脏的老羊皮。

通常，公务员和领救济金的人是无法区别开的，因为两者的资金来源相同。

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有权者会想办法给警察提供体面的制服，因为那时社会治安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

可是教师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关注，他们是政府税源不足的最大受害者。

“大萧条”

初期，他们微薄的薪酬还要被扣除一部分以补贴流动救济点。

在校学生人数每年增加20多万人，学校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节约措施。

没有教室，课桌摆在走廊上、可供暖的移动房屋里和铁皮棚里；美术和音乐课被取消；同一本教科书，一学期这个班用完传给下一个班，直到变得又破又脏，满是破损和缺页；教室变得越来越拥挤。

最后，连教师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到1932年，因为资金短缺，全国超过30万儿童辍学。

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师只好“借住”

在学生家里。

在俄亥俄州代顿市，学校一星期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300多所学校停课1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在堪萨斯州，一蒲式耳小麦25美分，而农村教师的工资每个月只有35美元，一年只付8个月薪水，即每年280美元。

在艾奥瓦州，教师月薪40美元，只是华盛顿设定的最低工资的一半。

阿克伦市欠教师工资多达30万美元，扬斯敦拖欠50万美元，底特律拖欠80万美元，芝加哥竟拖欠2000多万美元。

芝加哥学校的故事是“大萧条”

时期的一段佳话。

因为不忍看到50万儿童辍学在街上流浪，当地教师们每天拦过路车上班，“薪水日减”

也坚持上课（到1932年，他们只收到了过去13个月中5个月的工资），政府发的临时欠款凭证要“大萧条”

过后才能兑现，甚至芝加哥的银行家不肯兑现，教师还是接受了。

可是我们看到，市政府竟有资金举办1933年世界博览会。

萨莉·兰德当时每星期有6000美元的收入，可政府却对教育委员会的处境不闻不问。

1000名教师被解雇，那些仍然留下来的都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

1400名教师中，759名居无定所。

他们以自己的保险担保借了112.8万美元，又以42%的高年利率借了23.2万美元。

虽然他们自己都很贫穷，却还是用他们空瘪的钱包养活了1.1万名学生。

教师、福利工作者和警察的生活穷困潦倒。

20世纪30年代初，没有人叫警察是“猪”

，即使他们不得不受命破坏罢工，众所周知，他们和纽约大街上被剥削的工人一样。

1930年以来，这些巡逻警察经常在最贫困的街区发放救济品。

捐款来自城市的公职人员，包括他们自己都贡献出个人工资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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