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事维艰（第8页）

学者卡罗琳·伯德指出：“公开承认贫困应由官方承担责任还是第一次，但承认的并不是管理层，而是一直生活在最底层穷人中的公务员。”

但教师们还是再一次见证了最凄惨的情况，因为最令人心痛的是，“大萧条”

的牺牲者就在教室里。

在可怕的1932年10月（总统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公立学校里超过20%的学生营养不良。

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秘书长上报国会，在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有时超过90%，这些贫困儿童的症状为“困倦、嗜睡、懒惰”

和“智力发育迟缓”

。

教师建议一个小女孩回家吃点儿东西，孩子回答说：“我不能吃，今天该我妹妹吃。”

一个小男孩向访客展示他的宠物兔，男孩的姐姐低声说：“他认为我们不会吃掉兔子，但我们会。”

社工莉莲·沃尔德痛苦地问：“你有没有见过父母自己饿了几个星期，饿到控制不住打战，只为了给他们的孩子节省一点儿食物？”

可怜的父亲说：“工人没有权利有孩子。”

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牧师说：“我知道一个家庭常年只靠吃小扁豆为生，他们买不起面包。

我们的孩子还会遭受什么？”

胡佛总统却对记者说：“其实没有人挨饿，这些流浪汉吃得比以前还好。

在纽约，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10顿饭。”

1932年9月，《财富》杂志直呼总统是个骗子，并表示“2500万人需要帮助”

才是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更贴切的描述。

饥饿事件被《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报道，也被国会证词记录在案。

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29人被活活饿死和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胡佛从来没见过人们遭受的痛苦，但卸任后就不得不领教一下了：他在洛矶山脉区钓鱼时，一个本地人把他带到了一间小屋，屋里有一个死于饥饿的孩子和7个已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

许多人仍然像牲畜一样才勉强存活下来。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他们吃的是野生杂草根和蒲公英；在肯塔基州，他们嚼的是紫罗兰的花蕾、野葱、勿忘草、野菜和牲口吃的野草。

城市里的母亲们则在码头晃悠，等待被丢弃的废品，还得和流浪狗抢夺。

她们会一路跟随装载着蔬菜的卡车，等待着争抢掉下来的东西。

中西部一所宾馆的厨师把一桶剩菜放在厨房外的小巷，立即就有十几人从黑暗里窜出来争抢。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一位66岁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医生刮胡子时瞥了一眼窗口，在一堆垃圾桶中，“三位憔悴的老女人佝偻着身体在垃圾桶里翻找”

。

还有全家都一头栽进垃圾场，啃着骨头和西瓜皮的。

一位芝加哥寡妇为了不让自己看到食物上蠕动的蛆虫，总是会先摘掉眼镜。

晚上的纽约街头，托马斯·沃尔夫看见“无家可归的人徘徊在附近的餐馆，掀起垃圾桶盖，仔细搜寻里面腐烂的食物”

，他发现这样的人“无处不在，并且在1932年艰难和绝望的日子里，人数与日俱增”

。

1932年，富裕的美国人把垃圾施舍给极度饥饿的农村同胞，就认为是行善。

纽约基斯科山的慈善团体麋鹿会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饮食俱乐部命令他们的服务员把剩菜送给有需要的人。

《布鲁克林之鹰》报提议建一个中转站，慈善市民可以把剩菜剩饭送到这里，穷人也可以来这里领取。

俄克拉何马市的约翰·B·尼克尔斯是一家燃气公司的高管，他制订了一份计划，呼吁餐厅、公民俱乐部和酒店的厨师：“可以把剩饭菜用5加仑的干净容器打包好，标上‘肉、豆类、土豆、面包或其他食物’。”

救世军们把这些打包的剩饭菜搜集起来，再分发给失业者。

农民捐赠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

燃气商写信告诉战争部长赫尔利：“我们猜，那些不值得得到照顾的人可能会来给我们制造麻烦，但为了照顾那些值得帮助的人，我们必须与这种情况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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