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事维艰（第6页）

时期第4个冬季来临时，救济开始瓦解。

一名参议员公开呼吁，要用一两天的工资维持一个星期，工人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我支付工资，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工人的需求为基础，我以效率为准。

就个人而言，我上教堂就尽了社会福利责任。”

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尽到了责任。

正如《财富》杂志解释说，当时的理论与过去一致，认为私人慈善机构和半公共福利团体可以照顾老人、病人和穷人。

现在这些机构完全不起作用。

“大萧条”

使得慈善机构的负担加重，已经耗尽了它们所有捐款。

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至救济资金的6%，剩下的约3000万人只能依赖公共福利。

不幸的是，地方政府完全负担不起。

1930年以来，州政府和市政府财政一直呈现赤字状态。

约90%的市政收入来自房地产税收，就“大萧条”

时期的美元市值而言，房地产的估价高得令人觉得可笑。

如果房东持有建筑物的所有权，那么他们应该缴税，他们的房屋能否产生收入却与法律无关，都得照常纳税。

所以，即使他们的租户是靠市政救济度日，没有办法支付租金，房东也要尝试各种方法拿到租金。

刚开始时，他们愤怒地将身无分文的租户赶出去。

在纽约，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租户被赶出来；在费城，许多家庭被赶到大街上，小女孩们就此发明了一种新游戏，叫“驱赶租户”

。

但出租屋空出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使得这些拥有房产的人遭到咒骂，同时留下未付税的票据。

最终，正如哈佛商学院的萨姆·H·斯利克特教授向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解释的那样，“只要有失业者牵涉其中的，几乎都暂停收租了”

。

在大都市地区欠税比率徘徊于20%~30%，缺乏这项收入的城市则削减公共服务：道路没法铺砌，人行道损毁，冬天被积雪覆盖的街道无人清扫。

在芝加哥，因为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政府两年无此项收入，只好向银行借贷，进一步加深了60万失业人口的苦难。

地方政府已破产，而社会又普遍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贫困都是自找的，因此要得到政府的救济变得极其困难。

为了加大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在考虑申请救济之前，人们不得不出售房屋和财产，取消保险，借贷无门，并且提供材料证明所有已知的亲戚都已破产。

即使这样，在许多城市，未婚人士或没有小孩的夫妻也不会得到任何救济。

接受救济的人通常会被平白无故地冠以任何可能的污名。

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投票通过了一项剥夺被救助人的选举权法案。

从马萨诸塞到俄勒冈，10个州的宪法中对选民有明确的财产要求，所以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无须再立法案。

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一定要有人担保支付费用，才肯接收病人。

一个孩子需要手术，一定要等到孩子父母保证支付1000美元后再进行。

在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两名医生把以下广告刊登在当地报纸上：

请注意：如果你妻子怀孕，打算来罗伊斯城医院，请你一定备好资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特此公告。

在一些社区，纳税人协会竟然阻止福利资助的儿童上学，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也不允许进入教堂。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能够得到福利申请批准的人也屈指可数。

《财富》杂志报道，在工厂区、矿区和佃农农场，“救济仅仅是徒有其名”

。

城市里只有25%的合格家庭能得到某种形式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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