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群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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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群体选择

生物学家审视了近5亿年发生在陆地上的生物演化，试图找到高级动物社会出现的证据。

他们希望通过这些知识来更好地来理解人类。

但是，一个极为难解的遗传之谜给他们造成了障碍。

这个谜团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1871）里已经意识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具体细节还有待厘清。

这个难题就是，如果社会中的众多个体不再繁殖，那么高级社会怎么还能演化？说得通俗一点，利他主义是怎么出现的？达尔文提出的解决办法，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了群体选择理论。

该理论认为，只要它们的牺牲能为群体带来足够的利益，群体内的某些成员就会缩减自身的生命，或者抑制自身的繁殖，或者两者都做，以便本群体能与其他群体更好地竞争。

于是，通过突变和自然选择，利他主义基因就会在群体内传播开来。

群体成员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会加速利他主义基因的传播，但不是利他主义传播的原动力。

密切的亲缘关系往往是在利他主义传播之后出现，而非之前。

群体遗传学的多个模型表明，在一个群体里，即使平均只有一个可以遗传利他性的个体，无论其成员之间是否有亲缘关系，整个群体的数量都会因此上升。

这种认识于是引出了第二个难题。

为什么真社会性——典型特征是基于利他主义的劳动分工——在演化史上如此罕见？这个问题的答案必定存在于真社会性出现所需要的一个先决条件里：一个母亲或者小群体在一个设防的巢穴里一步步地抚养幼儿长大。

在大自然里，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并没有产生真社会性。

所以，更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阻止了最后一步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抑制性因素，我们就可以解决关于真社会性起源之谜的第二部分。

我相信答案在于，最后一步牵涉了生物学固有的巨大困难。

试想，有一个较小的群落，其中包括了一位母亲（或许还有一位帮忙的父亲）及其刚刚成年的一群后代。

普通的生命循环就到此为止了。

当雌性后代与母亲分开，独自生活的时候，新的生命循环也就开始了。

母亲或者死去，或者再养育新的后代；与此同时，后代开始交配、筑起新巢，成为新母亲。

现在，假设出现了一个缺失突变，可能只是单个碱基的改变，使得这个小家庭不再分家（缺失突变较为常见，它会使其他突变无效，在遗传学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我们知道，如果一群成年雌性动物在实验室里被关在一起，第一个进来而且已经受孕的雌性动物，即母亲，会成为首领，并开始产卵，其他雌性则转为工职。

因此，一旦初步适应就绪，包括筑好一个设防的巢穴并开始渐进式地抚育幼儿，这个群体离真社会性就只差一步了。

从原则上来讲，最后一步不算困难。

不过，虽然这种进步看起来容易，在自然界里却鲜有发生。

为什么？一种解释是，虽然单个基因或少数几个基因的突变就可以引起真社会性群落的出现，但余下的全部基因组仍然适应于独居生活。

后代里的雌性，作为新出现的工职者，也许会本能地待在群体里，但是余下的基因组却仍然决定了它们更适应单打独斗的生活。

它们还没有准备好彼此交流，或者分工协作，完成筑巢、哺育、觅食的任务。

而一旦有了这样的累赘，那些还未做出改变的群体，既无法有效地与那些独居的同类竞争，也无法与其他群落竞争，结果就是，它们无法成功演化成真社会性物种。

关于哪些遗传突变会导致真社会性的演化，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

2015年，由伊利诺伊大学的凯伦·M.卡费姆（KarenM.Kapheim）和吉恩·M.鲁宾逊（GeneM.Robinson）领衔的包括52位研究者在内的一个国际合作团队，研究了10个蜜蜂物种的基因组，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演化阶段的多个独立支系。

这些物种的社会化程度高低不一，最低的是独居物种，最高的是复杂的真社会性物种。

研究发现，每一个代表性物种都有其遗传演化的独特路径，但是，所有实现社会性的物种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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