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第35页）

，而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这种致知，也可以说永远没有达到目的一天的。

所以有陆九渊一派出来，说即物穷理是“支离”

，要先启发人本心之明，和他对峙。

从宋学兴起之后，学术思想界，起了一个大革命。

“尽挑汉唐诸儒，而自以为直接孔门的心传”

，是宋学的一个特色。

因此就发生“道统”

之说，把周、程、张、朱，直接孟子。

到《元史》，就于《儒林》之外，别立《道学传》，把宋学和前此的儒学都分开了。

讲究砥砺气节，自然是一种好处。

然而其弊，不免矫激沽名，就不免要树党相争。

再加宋儒的议论，彻底太甚。

于是论人则失之“苛刻”

，论事则失之“负气”

。

往往有一种“只论是非，不论利害的偏见”

，就是军国大事，也要拿来作孤注之一掷。

加以这时候，对外失败，更足以激起国民的愤慨。

就有像胡安国《春秋传》一派的议论（主张尊王攘夷），颇养成国民“褊狭”

和“虚骄”

的观念。

这种学术思想，固然是党争的灵魂。

而学派的分歧，就更能赋之以形。

北宋的党争，是从王安石变法以后才大盛起来的。

王安石不但是个政治家，亦且是文学者。

当他执政的时候，他所著的《三经新义》，曾经立于学官。

王安石和程颐，政见本是反对的。

到徽宗时候，程门的高弟杨时，首先明目张胆，攻击王安石的学术。

从此以后，程、王两家的学说，就立于正反对立的地位。

南渡以后，秦桧是主张王安石之学的，赵鼎是主张程颐之学的。

秦桧死后，曾经下诏：说“学术惟求其是，不必偏主一家”

。

然而学术界的趋势，毕竟不是一纸诏书所能防止的。

酝酿到后来，到底成了庆元以后“伪学”

之禁。

朱熹之学，虽然讲究心性，然而他于经世之务，和孔门的经，都颇留意。

所以朱熹的学问，是颇为切实的，就是他的门徒黄榦、王应麟等，学问亦极切实（应麟著《困学纪闻》，是清代“考证学”

的一个远源。

榦续成《仪礼经传通解》，是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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