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四（第2页）

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

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反而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只得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好像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

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觉得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可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之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之令人不快，这是由于有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仿佛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

不易看出的联系，并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

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

从这里能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

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别的方面没有影响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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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分析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表明了。

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让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

只要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规画。

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跟人的意志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

如果是勇气或恐惧控制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不能找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作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时使用的语言，批判的工具做一些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

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前应当作的思考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相同的特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它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让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曾经说过，理论不应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当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理论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

不需要也不允许象几何学那样使用补助线，如果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假如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理应如此。

我们已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只得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相关真理。

自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将它们看作僵硬的。

在外的法则。

同样，应当领会真理的精神，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

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用理论去进行。

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就能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

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并非能完全经常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应该努力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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