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古代哲学的终局（第21页）

孔子恐怕有了公布的刑书，贵族便失了他们掌管刑律的“业”

了。

那时法治主义的幼稚，看此两事，可以想见。

后来公布的成文法渐渐增加，如郑国既铸刑书，后来又采用邓析的竹刑。

铁铸的刑书是很笨的，到了竹刑更方便了。

公布的成文法既多，法理学说遂渐渐发生。

这是很长的历史，我们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古代也自然是有的，那就错了。

第三，须知道古代虽然有了刑律，并且有了公布的刑书，但是古代的哲学家对于用刑罚治国，大都有消怀疑的心，并且有极力反对的。

例如，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又如，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就可见孔子不重刑罚，老子更反对刑罚了。

这也有几层原因：

（一）因当时的刑罚本来野蛮得很，又没有限制（如《诗》：“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脱之。”

又如《左传》所记诸虐刑），实在不配作治国的利器。

（二）因为儒家大概不能脱离古代阶级社会的成见，以为社会应该有上下等级：刑罚只配用于小百姓们，不配用于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只该受“礼”

的裁制，不该受“刑”

的约束。

如《礼记》所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荀子·富国篇》所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都可为证。

近来有人说，儒家的目的要使上等社会的“礼”

普及全国，法家要使下级社会的“刑”

普及全国（参看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

这话不甚的确。

其实那种没有限制的刑罚，是儒法两家所同声反对的。

法家所主张的，并不是用刑罚治国。

他们所说的“法”

，乃是一种客观的标准法，要“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

，百姓依这种标准行动，君主官吏依这种标准赏罚。

刑罚不过是执行这种标准法的一种器具。

刑罚成了“法”

的一部分，便是“法”

的刑罚，便是有了限制，不是从前“诛赏予夺从心出”

的刑罚了。

懂得上文所说三件事，然后可讲法理学的几个根本观念。

中国的法理学虽到前三世纪方发达，但他的根本观念来源很早。

今分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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