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2章 科举制的发展（第2页）

唐朝总共取进士总数才六千多人。

宋仁宗对进士名额做了限制，规定每科不超过四百人。

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达一百三十多人。

宋朝平均每年取进士数是唐朝每年取进士数的十几倍。

宋代科举是为有钱人家所包揽的。

吕蒙正、范仲淹、欧阳修等寒士在科举及第者中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也并非贫苦农民出身。

科举所需的经济开支，的确不是一般农家所能负担的。

三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县的殷实人家，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儿子进京赶考，苏轼兄弟虽金榜题名，然而家当也开销的差不多了。

次年苏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丧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

的惨景。

这还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产的花费。

小户人家岂敢问津如此科举？北宋科举名额的扩大几乎把全社会的读书人都吸引了进去，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头白身衰，出入科场，死而后已。

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

宋代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

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这样兼长文学与政事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

唐代“通榜”

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词却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绩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

而宋代科举一决于考卷，便使不长于文学的才能之士难于出头，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人可能选在高第，例如黄庭坚、张九成等等。

而弥封、誊录这些法律随着南宋政治腐败而日益受到破坏。

北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而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即严重的冗官问题。

由于宋代进士录取额是唐代的十多倍，为了安插众多科举入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数量，两宋的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行政效率极低。

宋代科举取士之滥，造成官冗之弊，许多官员侯缺久，生活苦难，一旦到任，“侵渔求取“（侵夺索取别人的所有），“无所不为”

（什么坏事都做），剥削无所不至。

从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灭金，到延祐元年（1314年）元朝开科举，北方的蒙元统治区域内长达八十年之久停废科举，这是整个中国科举史上最长的一次中断。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元朝的首届科举会试开场。

元朝科举每三年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即唐宋时的发解试。

蒙古人、色目人只试经义、对策二场；汉人加试一场，为赋与杂文各一篇。

乡试在各省举行，每年八月选出举人三百名赴京师会试。

会试在次年二月举行，内容跟乡试一样，取进士百名，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占二十五名。

殿试在同年三月举行，试策一道，蒙古、色目人的题目与汉人、南人不同。

殿试不黜落，只定名次。

殿试结果分左、右两榜公布，蒙古人、色目人五十名列右榜（元代以右为尊），汉人、南人五十名列左榜。

其目的是保护蒙古、色目人的民族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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