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无所畏惧（第5页）

其结果，宋代的君主□□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新高峰。

对朝廷来说，手里还掌握着几种特殊的武器，尤其是作为合法性的源泉。

宦官虽然能任意废立皇帝，但仍须借助皇权的名义；藩镇虽然抗拒王命，但其权力却不能仅靠武力。

《新唐书》卷一四八记载，史孝章流泪进谏其父史宪诚说：“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史宪诚父子本身就是奚族，是“夷狄”

，史孝章却显然认为河北藩镇被天下视为胡化的化外之地是可耻之事、藩镇“挺乱取地”

本身不合法。

仇鹿鸣在《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中晚唐的中央与地方》一文中已论证：藩镇实际上仍不时需要借助唐廷来赋予自己的统治以合法性。

借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从“强国家”

（strongstate）转向“弱国家”

（weakstate），中心被动乏力，而地方和边缘却积极活跃，这样，国家安全和稳定的目标被迫转而由一个网状、多权力中心的社会来实现，但矛盾的是，这一社会结构又为动员人力物力资源带来极大限制，而为了实现稳定，这种动员却是必不可少的；最终的结果往往便是李碧妍所分析的，在理性算计之后达到一个低成本的社会稳定。

可以说，在与藩镇的斗争过程中，帝国中枢权力追求的是在这种“横向权力结构”

（表面上藩镇臣服，但拥兵自立而为相对独立的行动者）上，试图终结藩镇在地方上的霸权，从而走向“纵向权力结构”

而造成一个绝对主义国家。

在这一过程中，唐帝国中枢权力所能采取的策略手段可以灵活多样：在藩镇薄弱的地方使用武力（浙西镇）、对安稳的地方予以收买（成德镇），对叛服无常的魏博等藩镇则恩威并用。

由于国家的策略重心是打击妨害自己权力向下贯彻的封建巨头，因而更注重拉拢更下层的精英，他们往往更乐于效忠于中央，这既使国家权力向下渗透，但又要防止这些人被挡在朝廷的机会之外而产生怨恨，主要从下层精英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在中晚唐、尤其是宋代之后得到大力推行，大概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这也解释了本书末尾所说的，唐代后期打压地方豪强效果不明显，政府对是否打压也顾虑重重，这的确是因为“唐代后半期国家的正常运作已越来越要依靠土豪层的支持”

，但值得补充的是，这本身也是中央拉拢地方豪强来打击藩镇这类封建巨头的结果，麻烦的是，这些土豪的数量又太大而无法完全收买。

这些底层精英正是宋代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特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开创了宋朝。

原载2015-10-27《经济观察报》，现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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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写案例时都会附带中央对地方的奏章以及地方官员的回复，真是一群人精，词用得太暧昧了，那种坑了你还得让你谢谢他的感觉。

也有真的爱国君子以及无奈投敌的，奏章写得还贼感人。

第一章谈安史之乱时期河南地区的节度使，我记得作者又画地图又做表格我还是看得很懵逼，□□势太复杂了，官员分玄宗系、肃宗系、安禄山系、庆绪系，玄宗系的很多是宗室，肃宗系的多在中央任职过，然后这些人有合作有斗争，武官底下的派系也非常复杂，中央最后能重新恢复掌控力只能说牛逼了。

不是说派人把敌对势力灭掉就行，首先兵力不够，再者派去的人打赢了就开始拥兵自重了，所以中晚唐喜欢派太监随军，没办法的办法，拖后腿也认了。

再后面皇帝也看不过去这么拖后腿，想杀宦官，很惨，权力一旦下放就很难收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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