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无所畏惧（第2页）

转变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帝国开始步入江河日下岁月的分水岭。

安史之乱后，地方诸侯林立的藩镇局面俨然形成，后者常被认为是将唐王朝拖向下坡道路的祸首，也正是世人在对“盛唐”

的礼赞中，有意遗忘中晚唐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然而颇为矛盾的问题就在于，作为对帝国未来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一起事件，安史之乱并没有真正将帝国击垮。

事实上，帝国不仅在乱后重新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在这样一个藩镇时代存在了约一百五十年，而这个时间，比一向被认为代表“盛唐”

气质的帝国前期还要长。

如此看来，假若我们将安史之乱看作唐帝国所遭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藩镇涌现的局面，仅仅是帝国君主盲目草创的一种产物，更不是为了在乱后寻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地割裂王土的结果。

相反，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甚至还包括帝国前期痼疾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

另外，我也并不认为藩镇的存在就是必然会削弱帝国的政治权威与统治力并将其逐渐推向灭亡深渊的根源。

因为在与藩镇的博弈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是如何通过不断地学习与调整，重新树立起它对藩镇的权威与控制力的；并且，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利用藩镇体制来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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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作者维舟

另一种“唐宋变革说”

平日惯用的朝代划分时常会误导人。

尽管世人印象中的唐朝多是“盛唐气象”

所留下的，但自安史之乱后唐代还有长达150年的后半期，而中晚唐这一时期无论在文化还是社会结构上来说，可以说都是“宋型文化”

的一部分，与初唐、盛唐相比已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从这一点来看，中晚唐时代是宋朝的“前传”

，宋代文明正是从这一躯壳中孕育出来的，不回到中晚唐是无法理解宋代的，而要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安史之乱后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藩镇割据。

危机

对唐帝国而言，安史之乱是一次整体危机的爆发。

就像后世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一样，它虽然没有摧毁帝国，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原有的运作方式，人们被迫认识到：原有的老法子是不行了，必须找出新的应对策略。

然而由于危机如此重大、所能采取的手段可能又有限，混乱、错误都在所难免，有时解决问题的努力却又引发了更麻烦的新问题，而原本只打算临时应对的举措或许就变成了长期政策，甚至为了避免局势更坏，也只能默认一些不那么坏的现状一直维持下去；与此同时则要竭尽全力挖掘新的机会与可能，调整权力结构以适应这一变化。

李碧妍博士在书中清晰地梳理了唐帝国这一危机下，中枢权力与不同地方诸侯之间的博弈。

在全书一开始她便已开宗明义地指出：“假若我们将安史之乱看作唐帝国所遭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藩镇涌现的局面，仅仅是帝国君主盲目草创的一种产物，更不是为了在乱后寻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地割裂王土的结果。

相反，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甚至还包括帝国前期痼疾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

这在史观上已破除了传统上那种将中晚唐视为衰世、乱世，而藩镇割据是分裂混乱体现的正统观。

确实，只有充分理解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才能解释宋代的种种特质与重现辉煌，也才能明了其中所体现的中国文明所蕴藏的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虽然各藩镇都想要控制所属州县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都寻求某种自治和自主（突出特点是将帅、官吏自行决定，即《资治通鉴》所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

、“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

），但各地做法不同，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因之各别。

在这里，她并不是采取正统观下那样“中央=合法正统”

、“藩镇=非法分裂者”

的二分法，倒不如说是将他们视为平等的两个博弈主体和行动者（agents），双方在互相试探中不断寻求机会点，各自都想要实现自己权力目标的最大化，但同时又要将损失最小化，由此不断学习与调整，趋于一种“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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