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九章 皇室介入（第3页）

因为文史不分的状况都是共识，许多中的叙事内容正是历史故事，不只是正统文人喜爱史学，即使是普通民众也大多对历史故事怀有深厚的兴趣，史的意识渗透到了中国的各个领域。

包括像是古代诗歌中有许多咏史诗，文赋中的史论文章别为一大宗，宋元话本中有讲史一门，说唱中说唱历史故事则是特别受欢迎的一支。

“偏记、，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

不仅偏记、不离史传，戏曲创作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故事。

“中国戏剧从它形成的那一天开始，就具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它在选题取材方面以历史故事最为丰富。”

该文在谈到历史题材戏曲的问题时引用了学者对南戏、杂剧、传奇中的历史剧作的如下统计

宋元明戏文22种、元杂剧279种、明杂剧60种、清杂剧130种、明传奇10种、清传奇10种、累计779种。

对中国戏曲同题翻创现象的文化思考一文中也谈到戏曲作家们往往“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

，对前人戏曲作品或出于羡慕或出于不满或翻案心理，而进行增续翻改。

这也增大了戏曲同题翻创的几率。

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是戏曲受众对相关戏曲故事的喜好，才促使剧作家们关注这题材。

而叶天山先生论明人对英雄传奇题材的样式的主要选择与运用一文提到“明代叙写英雄传奇题材的作品，主要集中于说部、戏曲两种体裁上”

，并以详实的数据说明这类题材的集中是题材对样式的选择。

原因一方面是受唐宋以来平民通俗化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明代戏曲的体制无论杂剧还是南戏都较之宋元杂剧自如且规模较大，适合搬演在话本说唱中容量不断增大的故事。

该文中还说明了同一故事可能存在于不同演进系统分别生发的情况，也说明了戏曲故事在接受过程的一种情形。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史官文化意识浓厚的传统下，历史故事通过戏曲得到更有大范围的传播。

当然，可能是由于对戏曲作家来说，利用历史故事的模式往往可以曲折抒发在现实中不便言明的情感思想而对受众来说，历史故事题材戏曲能常普通人对帝王将相等曾左右了历史进程的人的生活的好奇。

因此这类剧作才能长演不衰而又能时时翻陈出新。

反复搬演的历史故事又反过来促进了民众对这类题材的持续的关注。

例如在潘建国先生明清时期通俗的读者与传播方式中，以为明清时期通俗的读者，可以分为直接读者与间接读者两大类。

直接读者通过阅读文本来接受内容，其获取文本的方式主要有购买、转借与租赁间接读者则依靠听书、看戏等途径，间接接受内容。

直接读者与间接读者，分别确立了明清通俗两种最为基本的传播方式版籍传播与曲艺传播，并进而对明清通俗的面貌及社会地位，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该文从的传播角度进行探讨，却对明清时期戏曲故事关目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肯定了戏曲在针对“村哥里妇”

、“儿童妇女”

为主的受众中的影响，说明了在没有能力阅读文本的人群中热门故事何以得到最广泛的接受。

“明清时期兴盛的说书、戏曲表演，既然如此受到民众欢迎，其所演内容又多取材于通俗，它自然也就成了文盲、半文盲民众与通俗之间的联系桥梁”

。

并以为，“实际上，若与版籍传播相比，明清通俗的曲艺传播，其作用十分独特且不可替代，因为通俗文本必须粗解文字才能阅读，而民间曲艺则有目共睹、有耳同闻，所谓茶肆酒坊，灯前月下，人人喜说，个个爱听清俞万春结水浒全传引言，专心留意，无非扫北，熟读牢记，尽是征西，封神榜刻刻追求，平妖传时时赞羡，三国志上慢忠义，水浒传下诱强梁清白山灵台小补梨园粗论，其传播面与传播力度均远胜于版籍传播。”

文章也明确表示正由于戏曲在故事传播中的力度，才引发明清政府对某些戏曲的防范甚至禁毁。

较多的是在戏曲个案与类型化戏曲研究中对故事影响的触及，而这种个案式研究在近年来的硕博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中屡见不鲜。

潘承玉先生论宋元明、戏曲发迹变泰题材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97一文集中对发迹变态题材在宋元明三代的流变状况做了深入探求。

他关注的点是这类题材在三代受关注的焦点的变动与其产生并曲折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他对戏曲故事主旨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分析可以让我们逆向考虑戏曲故事对当时社会世道人心、价值取向的影响。

如向延胜的博士论文琵琶记接受研究，把赵贞女故事的流变及其在高明琵琶记之前在戏曲中存在状况的梳理作为琵琶记接受研究的基础，进行了很好的阐述。

郭冰博士的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以水浒故事为对象，指出水浒故事传播接受的过程也就是故事本身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特定人群接轨碰撞不断衍生新故事的过程，由于故事内容的丰富性和历史文化环境、人群特征的差异性，整个接受过程纷繁复杂，对社会政治、文化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中对以戏曲形式的传播接受做了细致的考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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