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侠不可乱纪纲(第2页)
一曰游侠,二曰游,三曰游携前汉纪卷十。
荀悦指出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
侠是士中的习武者,他们与学士、策士、术士的不同处在于,侠士勇决任气,常常以义为出发点,以剑为行动的手段,参与社会活动。
像曹沫执匕首为鲁劫齐桓公,专诸为公子光刺吴王僚,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以及信陵君窃符救赵所演出的侯嬴、朱亥的义举,无不以节义武力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
侠既为士中一部分,就应该从春秋战国的土壤中寻找其产生的社会原因。
太史公司马迁在游侠列传没有明确指出游侠产生的原因,但他认为国有困厄之时,人有急难之事。
虞舜、伊尹等贤哲仁人尚遇困厄,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因而侠客之义是不可少的。
这实际上明了侠与社会动乱的关系。”
杨逍此时插话了:“后汉史学家班固对侠的论述比较明确: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
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疆。
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君魏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汉书游侠列传。
班固强调下失道,政在大夫,乱而生侠。”
独孤信道:“荀悦所作的前汉纪,不仅指出侠生于乱世,而且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认为侠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君昏民暗,纲纪废弛。
他:此三游者游侠、游、游行,乱之所由生也。
他还断言: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其甚焉前汉纪卷十。
荀悦对游侠产生的社会原因的分析,应该基本上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杨逍道:“不管是荀悦还是班固,他们对于侠的认识,都是在大一统王朝初期社会上对他们的普遍认识,可是随着人们越来越睿智,越来越有选择性,下间的百姓们对于侠的认识高度,那绝对不是他们二饶论断能够得清楚的。”
独孤信道:“你这样的法没有任何问题,明你对于武林,对于侠义,还真有自己的思考与见解。
好士任侠的战国四公子也各有门客数千人,其中不乏侠客。
秦以前侠风比较古直,当时社会处于群雄逐鹿的状态,士在社会中的地位较高,所谓得士者存,失士者亡。
侠士可以广泛择主,任意驰骋,一旦遇到知己,就抱定必死的信念为其效命,像曹沫、专诸、豫让、侯赢之类,都具有赴汤蹈火死不回头的节概。
秦汉以后,皇亲国戚、权贵豪门仍然沿习先秦招士养侠的风气。
但是,汉代大一统的局面使士的地位一落千丈,用之如虎,不用如鼠,游侠之士也失去了战国时走遍下无羁勒的广阔地。
随着皇权专制的建立健全,更限制了侠客的活动,他们不得不寻找靠山,如着名的布衣大侠剧孟,结交条侯周亚夫;郭解结交大将军卫青。
武帝徙郡国豪杰于茂陵,卫青亲自为郭解情,事不行,解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
汉朝侠的发展一方面继承了先秦侠士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即把任侠作为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因此汉代的侠与非侠之间所结成的是一种双向的互利关系,它反映了士阶层在面临新的统一之后所寻到的一种出路。
但是,侠客以武犯禁的特性,以及与王公大臣所结成的政治势力,毕竟不合乎最高统治者集权于中央的意愿,因此也就不可能摆脱被镇压的命运。
汉文帝、汉武帝、汉成帝及王莽摄政时期,都曾大肆捕击豪侠,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其一是武帝建元二年,徙郡国豪杰于茂陵,名为奉养山林,实为削弱地方分裂势力,便于中央控制;其二是成帝永始、元延年间,尹赏为长安令,一次坑杀轻侠百人。”
听到独孤信的这些关于秦汉事情侠的处境和故事,杨逍自己也在琢磨:人人都有侠义之心,都想成为名扬下的大侠,可是在最高掌权者眼中,侠的存在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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