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一章 去其糟粕取其精（第4页）

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说科举阻碍新教育制度的实行，请求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

据此，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起，每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三分之一，三科减尽。

至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又上奏说:“科举一日不废，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

，请求从次年丙午科开始，将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一律停止。

这一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于是实行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彻底废除。

原来作为科举制度一部分的各种官学和书院，也先后被废除。

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

。

1905年又下令裁撤国子监，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原来隶属于国子监的算学改隶钦天监，称钦天监算学，八旗官学也被并入新学堂。

可以看到，有清一代，不断有人对当时实行的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至清末维新变法，人们对于它的抨击更是尖锐。

从今天的观点看，清代科举制度可以说存在以下弊病:

其一，考试内容陈旧，引导知识分子穷毕生精力从事无用之学。

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为主，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空疏无用的弊端。

清末维新派曾批评说，有人甚至中了进士都不知道汉武帝、范仲淹是谁。

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士子往往以毕生精力读经，而对各种有裨实用的知识无心关注，无暇学习。

顾炎武曾说明代士子平日只读八股文稿，其他书籍一概不读，“有一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

，认为没有出息。

许多士子皓首穷经，最终老死科场。

到了列强环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下的学习内容就更加显得陈旧，更加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其二，士人受到严酷的精神摧残，人格破损萎缩。

在清代科举制度下，读书、参试、做官是士人谋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惟一途径，因此，在各级考试中中式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

为此，科举士人往往数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付出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取功名，但最终金榜题名者少，名落孙山者多，许多人老死科场。

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式。

在年复一年的各级考试中，士子须忍受各种凌辱、辛苦和精神折磨。

参考士子入场须经过搜身，考场中要忍饥受冻出场后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及到榜发，中式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欣喜而至于痴迷癫狂，名落孙山者则沮丧颓废，失魂落魄，痛不欲生。

其三，使得士人成为一个寄生阶层、特权阶层和封建政权的附属物。

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曾批评科举制度“滋游手”

。

他说，由于“士”

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所以选士“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

。

然而在科举制度下，却养了一大群科举士人，致使朝廷无法安置，他们自己也“无以自存”

，必然导致国家“为乱为贫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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