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分税制改革1（第3页）

1980年-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率为9。

5%。

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动和促进国家财力的同步增长。

当时，财政部透露，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2年的14%，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已经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为什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为什么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是什么造成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已经陷入“弱中央”

的地步？就唐昱前世所接触到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显示，这是因为当时税收体制造成的结果，是因为税收已被“包”

死了，中央没有增量。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国内的财政体制始终处于多变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1993年之前，在40多年里，国内的财政体制变动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财政体制只维持了一年，这种频繁改变的财政体制，自然是罪魁祸首之一，不过也仅仅是之一。

当时，全国的财政体制大体上分为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另外还有五五分成的分税制试点。

这种状况，被形象地比喻为“一省一率”

的财政体制。

老财政体制的弊病，从沪市和京城可窥见一斑。

沪市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

定下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100亿元归中央财政，65亿元归地方财政，每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

结果，沪市实行财政包干五年，年年财政收是163亿元--165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

对京城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

5年之中，京城每年财政增长为4%。

分税制之后才发下京城隐瞒了98亿元的收入。

所谓承包是“包盈不包亏”

，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

同时，地方承包了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业”

、“藏富于地方”

的现象，给企业减免产品税，造成“不增长”

，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

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间接税收不上来。

如此，中央收入被“包”

死了，“包”

到了中央财政困难的窘境。

而地方的日子相对于中央财政要好过得多。

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体制应该是稳定和规范，并且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公平及透明的分配体制。

而国内家当时频繁的、轮番变换的财税体制，造成了地方对中央极大的不信任以及互相猜疑，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你如何改？怎么改？更不知道未来的预期。

由于“税”

收不上来，政府开始打“费”

的主意，到80年代中期，没有办法就出现了“能源交通基金”

，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10%（整体约100多亿），来补充中央财政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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