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风雨故人来童心之李致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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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风雨故人来

——童心之李致

陈迎宪

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和我非亲非故，却常常会在年节之时，给我打来问候的电话；他那很标准的四川普通话，听起来，是那样的年轻快乐，让你绝对想不到对方是一位耄耋老人；更让你感受着的，是一位可敬的长者的关心呵护，温暖温馨，让你久久感动……

是的，这是李致老。

说起来，李致应该离我很远，从地理上说，他在天府之地成都，我在首都北京；从年龄上说，他是八七高龄的耄耋老人，我呢，尚属年轻的五零后退休人员；再从地位说，他曾经是一个大省的宣传部长，而我，则仅是大机关里的小公务员……

或许，这就是缘分？

那是十多年前，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张在德同志知道我写了一本有关巴金的小书《泥土深情》，他对我说，你应该送给一个人，我说，谁呢？他说，是巴金的侄儿。

噢，我说，好啊，就请他带去了一本。

之后，我就把此事忘记了。

而在大约一两个月之后吧，突然，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那时不像现在诈骗电话那么多，所以就接了。

电话那边，一个很诚恳而年轻的声音在自报家门，并很真诚地感谢我写了这本小书，他读了，感到了其中对巴老的尊敬和爱戴……一时间，我很有点惶惑，因为，没有想过会有这样郑重的致谢，也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曾经是省委宣传部长，而我，对这类领导总是敬而远之……或许，他也感觉到了我的惶惑，因此，彼此很客气但也很真诚地互致感谢和问候，就放下了电话。

之后，我曾经向四川的好友表述了我的感受，而没有想到的，她恰也是李老的忘年交，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李老，其实早已经掌握了我的方方面面。

也由此，我们的话聊开始多起来并逐渐深入，我告诉他，好些年前，我是流着眼泪读完了他的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的文章，并珍藏了那张报纸；我敢于很好奇很幼稚地问他：“你就是那海儿吗？……”

好像真的是有点缘分。

那一年文化部在成都举办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公干结束我就直接返京。

上了飞机，我外侧坐着的是一位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士，说他有绅士风度，是因为我几次起身都需要他也起身让开，而他则是非常谦和而主动，丝毫没有常常被感觉到的厌烦和粗鲁；而同时，我又感觉他十分的勤勉，总是俯身在面前的小桌板的电脑上，一直在处理着有关事务；而他电脑的桌面，让我产生了特别的好感，那是一张十分清纯而秀美的少女的黑白照片，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时代才会有的那种黑白照片……这照片唤起我特别美好而又有些苦涩的记忆……我又发现，他手边有着很多的报纸资料，而好像都是关于巴金的……现在想来，我好像是个“侦探”

似的，但由此，我们开始了简单而友好的交谈，当他说到他是回国探亲的，我突然心里一动，莫非……原来，这次入川我本来很想借机去看望李老，但被告知，这一段时间，恰他的孩子从国外回来，家事很多，他比较累，以后再找机会吧……我斗胆一问，哈哈，果然，这是李老的公子！

真是巧啊，未见李老先见李公子！

这一奇缘，让我对李老感觉更为亲近了。

我试图努力的走近他，而我每走近一步，我就会有一种感动……

他哪里仅仅是一位文化官员？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家！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正处于“文革”

十年造成的文化荒漠之时，全国各地“书荒”

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但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当时出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

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

。

这常常让李致感到难过和内疚。

为积累文化和解决书荒问题，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致老，正值壮年，他率领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

，大量重印和编选名家名作，并且顶住压力，大胆编选了《周总理诗十七首》，还编选一些刚恢复名誉和尚未复名誉的名家之作，如《陈翔鹤选集》《茅盾近作》《霜叶红于2月花》《巴金近作》《曹禺戏剧集》、纪念彭德怀将军的《在彭总身边》和《最后的年月》等，在全国引起了广泛而良好的反响，《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

的禁区。

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在“文革”

中被打倒的老作家的近作的出版，形成了“近作丛书”

和“现代作家选集”

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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