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一则小说的本体论（第2页）

果然存在，小说家又何必苦心孤诣地写一篇小说呢？为什么不索性“……”

来得明白痛快呢？或者，容我们大胆推翻那个工具论的假设，甚至放弃那个花约一部作品为表达某种情感、思想和观念的念头，而去发现小说的本体论。

在父亲的膝盖上

我曾在一本小说集的出版序言、多次演讲和几篇访问中提到我年幼的时候，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听他一回一回地讲述《西游记》《三国演义》还有《水浒传》之类的古典说部。

读到这些“往事追忆录”

的人们也常如我所预见地赞叹我“颇有家学”

。

可是我一直遗漏了那段“幼承庭训”

的日子里某个小小的、原本看起来并不重要的细节。

当时，住在我家对面的冯伯伯也是一个会说故事的爸爸（以及率先有能力买电视机的爸爸），他的故事总来自当天晚报上的四格漫画——也许是《牛伯伯打游击》，也许是《阿叮与阿当》；在电视机成为最具吸引力的说书人之前，我常在冯家的院子里和冯伯伯的三个儿女听他说他的故事。

冯伯伯有本事把四格漫画说得很长，在每一格和每一格之间都有奇形怪状的动物、尖声恶吼的妖魔、滑稽可笑的小丑和美丽动人的精灵。

它们从画框和画框之间窄小的缝隙里飞出，在幽暗阒黑的庭院里乍然出没。

然后，我和我父亲的冲突开始了。

我要求他也在孙悟空或者关云长的故事里加入巫婆、仙子乃至大鼻象的段落；我父亲拒绝了。

他说：“书上没有。”

即使在《水浒传》之后，他还说过《聊斋志异》《西厢记》和一部分的《今古奇观》，却从来不肯在古典上妄添枝叶，甚至没有一次稍见夸张的拟声摹态的表演。

于是，扇着一双耳朵自天际飞来的大鼻象只能在我上床之后、入睡之前那一段非常短暂又非常沉默的时间里侵入长坂坡，帮助赵子龙解救刘阿斗，然后到金角大王那里去夺回被巫婆偷走的宝瓶，释放瓶中的仙子。

这些杂糅的角色和故事继续在我秘密的梦中预演一整个世界。

我父亲当然知道：演义早已经翻修了正史，一如正史翻修过事实；然而，他依旧谦卑地、严谨地转述了“定本”

上书写出来的小说。

他让我理解小说不该因转述再转述而失去它应得的尊重。

而在冯伯伯那里，打游击的牛伯伯则不再只是“圣战”

的一名马前卒；他眉飞色舞地周旋在宝藏、妖鬼、怪兽和一切荒诞的可能性之间，使奇遇成为奇遇自己的目的。

没有身份的小说

不论才华洋溢与否，许多在年轻或年幼时惯听故事的人在最初面对小说的时候的确有过青涩的梦想，那就是他们自己也能够成为说故事的人，成为小说作者，能够创造一种奇遇。

不过，通常在日后回忆起来，他们会带些揶揄的口气表示：“那时我只是个文艺青年。”

所谓文艺青年，就是才华洋溢、心智尚未成熟的人的同义词。

从而小说回到了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里所慨叹的那样：“惟《汉书·艺文志》云：‘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其来源如此，故中国小说永陷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之列。”

即使在极其同情小说处境的梁启超笔下，小说也只合逞其劝善惩恶的感染力，沦为名教人伦的积极参考，为“新国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

之张本；小说从来不曾拥有过自己的目的，它在孩子们幽暗阒黑的庭院里失去了身份，也断送了成就一门艺术、成就一种美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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