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7章

这里所谈的情况在托派留下的档案中没有记录。

但因为伊罗生是当事人，陈独秀当时又主张维持组织的团结，因此他提出这样一个“新中央委员会”

的名单是可信的。

伊罗生还把刘仁静的《五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报告给了设在巴黎的第四国际书记处东方部负责人sneeviet（荷兰托派领袖），又到挪威奥斯洛拜见托洛茨基本人，宣讲他的上述《备忘录》，以争取托氏对他、刘仁静和极左派青年托派的支持。

1935年8月8至13日，托洛茨基读了伊罗生写的《备忘录》和他带来的刘仁静的《五年来的左派反对派》后，四次接见伊罗生，谈论中国托派内部的这场闹剧，特别谈陈独秀问题。

根据伊罗生的笔录，有关内容如下。

“他（托氏）对于刘仁静自命为中国运动中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颇觉有趣”

；“关于同资产阶级联合战线问题：对于刘仁静所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托氏绝不相信，他觉得把问题说得太不辩证了，太倾向于不加分别地使用含浑的名词了。

例如他觉得必须把（混合组织的）‘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区别开来”

；“假使我们这样地采取一个呆板的公式（指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引者），那我们就有趋向于教派与机会主义的危险。

他着重地说：‘共同行动’，纯粹插话性的共同行动，一定得同向资产阶级投降，混合组织，或不为任何具体任务而建立一种永久组织的‘联合战线’分开”

，这恰恰是陈独秀在与刘仁静极左派争论时的观点。

托氏立场鲜明地站到了陈独秀一边。

关于红军问题，“托氏只说：它的发展证实了反对派的一般的预言：如不得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则它的命运就会依赖于其存在区域中的上层民众（商人与中、富农），即被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优势兵力所压服”

。

这个观点也是与陈独秀一致的。

关于国民会议问题的争论，“（伊介绍）刘仁静说群众把国民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一个东西’（即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公式），托氏就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倒不如这样说更对些，就是刘仁静把他自己心里的东西和群众心里的东西‘当成一个’了。

他接着说，在英法等国的发展中，民主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长时期，是延长了几世纪的时期……在中国，‘民主’时期极短，也许完全不存在。

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这不是说，群众把国民会议或民主的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为一个东西’”

，这个观点也是与陈独秀批判刘仁静的观点一致的。

最后，因这些争论，中国托派新中央决定开除陈独秀，对此，托氏鲜明地表示：“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些争论，所以还不能表示意见。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

我想即便陈独秀具有某些机会主义的成分，但他毕竟多活几岁，有更多的经验。

他把这一切都在生活中体验过了。

他比别人能在更为具体的形式下去知道这些。

他能贡献我们许多好的意见。”

而“刘仁静可怕地把不同意见夸大了……我相信和陈独秀的分裂是不允许的。

我们绝对需要留他在第四国际总委员会中与我们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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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依然信任和倚重陈独秀。

就在与伊罗生第三次谈话后，即8月10日，他给在上海的李福仁写了一封信，在陈独秀问题上再次强调上述意见，坚决防止再发生“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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