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浪里走鹏城初逢

出了广州站，我攥着行李箱站在人潮里，竟不知该往哪去。

想起早些年开店来广州时，曾住过珠江边，也歇过高弟街，索性拦了辆的士。

路上跟司机闲聊，说想找家便宜旅馆，他便把我放在了第十甫路，笑着说“这儿旅馆扎堆，实惠”

。

沿着街边走，才发现这是条衔接下九路的商业步行街，傍晚的人流熙攘，烟火气裹着叫卖声扑面而来。

1992年，这里便被市政府定为“无假冒伪劣商品街道”

，独特的商氛和琳琅商品，在当时吸引着无数南来北往的人。

找了家小旅馆住下，放好行李已是半夜，肚子饿得发慌，便拎着包里剩下的两瓶二锅头下楼问老板。

“出门左拐80米，有宵夜摊”

，循着他指的方向走去，果然见着个亮着灯的摊子。

点了半只海蟹——广州的摊主竟肯切半只卖，这在别处绝无可能——又要了空心菜和一盘炒河粉，就着二锅头慢慢吃。

摊主看我口音像外省人，凑过来搭话：“是上海来的吧？”

“不是，浙江的。”

我答着，顺势问他广州找工作容易不。

他叹口气：“不如去深圳，薪水高、机会多，就是得有边防证，没证进不去，真闯进去也可能被抓去樟木头挖石头。”

这话倒勾得我动了心：我是中国人，怎就不能去深圳？索性打定主意，明天就去，倒要亲试下“被抓”

的滋味。

回旅馆后又找老板打听，他却摆手：“没那么夸张，你这模样不像流民，没人会拦，但边防证必须得有，火车站用身份证就能办，一周有效期，60块钱。”

“那我就住一晚，明天去深圳。”

第二天睡到正午，退了房直奔火车站。

买好票，转身就去办边防证——原以为多复杂，竟是张薄薄的纸片盖个红印，这60块钱赚得也太容易。

火车抵达深圳时，午后的暑气正烈，地王大厦的尖顶刺破云层，玻璃幕墙反射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广场上，扛着蛇皮袋的打工者匆匆赶路，拎公文包的生意人对着手机喊订单，戴红袖章的联防队员在路口踱步，每个人的脚步里都裹着股“闯”

劲，像极了揣着破釜沉舟念头的我，也像火车上遇见的那个姑娘——林晓棠。

我掏出那部跟了五年的摩托罗拉直板机，外壳边缘磕得斑驳，像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机，却成了此刻唯一的慰藉。

指尖攥紧机身，按出林晓棠留的传呼号码，等了片刻，才想起该直接打她手机。

“滴滴”

的铃声在嘈杂人潮里骤然尖锐，我几乎是立刻接起，指尖还带着点发颤。

“喂？是火车上那位木子大哥吗？”

听筒里传来清亮软绵的女声，裹着淡淡的杭州口音，背景里隐约飘着缝纫机“哒哒”

的声响，“我刚在车间检查出口女装，看到来电显示就赶紧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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