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浪里走风过竹影

秋老虎赖在嘉兴城头上不肯走时，我摆地摊整半年了。

钱是真见了回头钱。

从最初攥着几张皱巴巴的毛票算成本，到如今铁盒子底沉着大几千块——都是实打实从中山路夜市、勤俭路街角挣来的。

白天蹲在摊子后数零钱，看日光把“上海牌”

手表的玻璃面晒得发亮，傍晚收了摊，就揣着钱包往东风饭店旁边的小炒摊钻。

那会儿嘉兴的夜刚有几分活气。

小炒摊的煤炉总冒呛人的烟，炒螺蛳的铁铲叮当响，我和毛毛经点一盘炒鳝糊，一盘盐水毛豆，一碟炒螺丝一瓶加饭酒，喝到脸红就往工人文化宫跑。

里面的舞厅刚换了新彩灯，转起来像把星星揉碎了撒下来，我踩着《粉红色的回忆》的调子瞎晃，看姑娘们飘逸的长裙子扫过地板，心里头是飘的。

这种飘，在看见隔壁五金公司大堂里那辆摩托车时，突然就落了地。

是辆日本产的铃木绿色车身，油箱上的银标在太阳底下亮得扎眼。

那会儿摩托车金贵得很，嘉兴城里可数得见，谁家男人要是骑一辆，开过去能引得半条街的人回头。

我每天收摊都绕路去看，看修车师傅擦它的链条，听发动时“突突”

的声儿，脚底下跟生了根似的。

“你这眼神，跟饿狼瞅着肉似的。”

毛毛凑过来，“想买？”

我没吭声。

谁不想？男人对这铁家伙的稀罕，跟姑娘爱新头绳一个理。

可手心里的钱是活水，进手表、跑义乌拿衣服，哪样离得开流动资金？

真把钱砸进摩托车里，遇上好货拿不出钱，那才是捡了芝麻丢西瓜。

“生意要紧。”

我扯了扯嘴角，转身往摊子走，可眼角余光总忍不住往五金公司瞟——那抹绿，跟烙在心上似的。

没过多久，手表库存见了底。

先前去厦门进货，都是挤绿皮火车的硬座，二十几个小时熬得腰都直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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