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泥里生一尸二命

噩梦像涨潮时的污泥，一波接一波漫过我尚且稚嫩的脚踝，带着腥咸的腐味，一点点往上爬，直到漫过胸口，让我在每个深夜都喘不过气。

那些日子里，天总是灰蒙蒙的，连阳光都像是被什么东西滤过，落在地上只剩一片惨白，就像母亲后来那张没有血色的脸。

母亲和那个女人的纠葛，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起初只是隐隐作痛，后来便化脓发炎，引得周遭的人都侧目。

大人们私下里的议论像蚊子嗡嗡，我听不懂那“姘头”

的字眼究是讲的什么，就知道母亲单位里的纠缠很快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排挤，分配的活儿越来越杂，越来越累，那些曾经和她笑着打招呼的同事，如今见了面要么扭过头，要么就用眼角余光瞥她，像在怕恶运会牵扯到她们，谁都懂权力代表着什么，偏我母亲敢于去碰撞。

就在这时，血吸虫病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再次在长江流域的村镇蔓延开来。

那一年的疫情格外凶，广播里天天在念防治知识，村里的墙上刷满了“消灭血吸虫病”

的红色标语，可死亡的阴影还是像河边的雾气一样，浓得化不开。

母亲被派去胜利大队和光明大队，说是成立医疗队，还要她当队长。

我记得她收拾行李的那天，外婆在一旁偷偷抹眼泪，眉头锁成了一个疙瘩。

“只是去治病，能有什么事。”

母亲故作轻松地笑了笑，把几件换洗衣裳叠进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背包里，可她的手在抖，我看得分明。

她是个只认听诊器和药方的人，让她去管一队人马，去应付那些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还要担起“队长”

的责任，这分明是把她往难里逼。

可母亲向来要强，咬着牙接过了任务，临走时摸了摸我的头，指尖凉得像冰。

“在家听外婆的话，好好上学。”

她说完，转身就走，没再回头。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治血吸虫病，就像后来人们说的新冠初期一样，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医生们手里的药，说是以毒攻毒，打下去人就像被抽走了骨头，浑身乏力，吃不下饭，连下床走两步都能累得喘半天。

广播里说长江流域每年死在这病上的人成千上万，那些数字听着遥远，可当它变成身边活生生的人时，才知道有多吓人。

母亲去了没多久，出事的消息就像炸雷一样响了。

一个怀着孩子的女病人，本身就有别的病，打了针之后突然就不行了，大人孩子都没保住。

一尸两命，这在哪个年代都是天大的事。

消息传到家里那天，外婆正在纳鞋底，手里的针“啪嗒”

一声掉在地上，她半天没捡起来，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没过多久，公社就派来了人，说是成立了专案小组，要查这个事。

他们说母亲和那个病人吵过架，说她是故意的，说这是“故意杀人”

。

那些话像脏水一样泼过来，我躲在门后偷着听，只觉得那些人说话的声音像刀子，一下下剐在心上。

我知道母亲不是那样的人。

她在家只要有人撞门进来求我妈去出诊，无论是在吃饭还是半夜，她都会拿起医疗箱随病人家属走，而且分文不收，这样的医者仁心怎么会故意害人？可那些人不管，他们说母亲以前得罪过有权有势的人，这次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

母亲被从光明大队押了回来，说是“停职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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