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和道教常识（第3页）

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

。

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

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建兴四年（316年），还归桑梓。

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

咸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

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

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2]漏令，遂率子侄同行。

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

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

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享年81岁。

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享年61岁。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

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

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

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

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

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

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

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先河。

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

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

真正意葛稚川移居图轴

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

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

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

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

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

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

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

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

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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