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记忆叫刻骨铭心读李致牛棚散记（第8页）

与耀邦同志同居一室，朝夕相处。

但是，当有人不滿耀邦同志早起处理痔疮影响睡眠，破口大骂时，却不敢说一句劝慰的话；同居一室，同为“牛鬼”

，竟不敢借一张《北京日报》给耀邦同志看；被分配与耀邦同志单独在一个无法容纳两人一起劳动的空间，靠得那样近，也感到有亲切感，却仍然没勇气与耀邦同志有丝毫交流……

“四人帮”

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在中宣部工作期间，李致已到四川人民出版任职。

对于四川出版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却仍然是曾经患难与共的耀邦同志给予了精明的拨点和支持。

或许，正是耀邦同志博大的胸怀，更加深了李致对自己的反思和悔恨，因此，他在本文中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回望过去，对自己进行了大胆、深刻的剖析，把自己真实地坦露在读者的面前，他说：“对耀邦同志胡乱上纲的大字报，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

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线，保自己。”

读到此处，令人唏嘘不已，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文革”

中，写过大字报的人应该有亿万之众，在“文革”

已成为历史的今天，居然有人能为仅仅写了一张大字报而忏悔，这是不多见的、也决不是虚伪的！

……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的荒唐狂乱，当人们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

“文革”

距今已过去50年了。

但是，在“牛棚散记”

中重温这段历史，仍然感到心潮难平、百感交结……，冯骥才先生曾著文说：“20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

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

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

。

我想，李致的《终于盼到这一天》和《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就是他的心灵实录！

在此，我仍然愿意借用冯骥才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

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

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贻害犹存。

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

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

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谨以此文纪念“文革”

50周年！

2016年6月20日17：10完稿于老叶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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